封建时代，一院子的人其实也没什么事，一个丫鬟一天的工作可能就是主子洗脸的时候去端着盆子，五分钟的事，民间都有脸盆架子。这些人最大的纪律也不过是准时准点、不乱跑乱逛，也就是点卯、查岗。现在很多企业迟到罚钱，与那时候把人拉出去打板子是一个道理。

薛宝钗听到小红和坠儿的谈话，与贾芸互相传递手帕，推说是来找林黛玉的，《世说新语》有这样的故事曹操和袁绍年轻时，两人出去游荡，看别人新婚，曹操用刀相逼，把人家新娘抢走了。那家人发现新娘没了，就呼朋唤友出来追赶他们。两人迷了路，来到丛林荆棘之中，袁绍被困，眼看那么多人追了过来，灵机一动，指着前方喊“小偷在那边！”人们都往他指的方向追去，他就有了逃跑的时间。

从这些细节里我们能够看出，曹雪芹熟读史书，包括正史和野史，戏剧话本之类的大多来自于野史。曹雪芹以自己的生活所见所闻，又把他们“掰谎”了一遍，就是这些后宅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们不会发生《西厢记》那样私会的事，私会的都是丫鬟。就像我们站在现在看《红楼梦》，认为那些人的生活有许多荒唐之处，比如司棋在迎春那里上个班，订婚了，跟男朋友私会一下，怎么就赶出去并撞墙死了呢？这是历史时代不同产生的认知和观念差异。

古时的婚姻都是三媒六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贾芸和小红、司棋和潘又安的事，都是被称为淫奔、奸盗，与偷盗同类罪名，不被认为是好事，薛宝钗肯定要避嫌，是听到都要说不知道的。

鸳鸯在暗处无意间撞破司棋和潘又安的私情，想的是“奸盗相连，关系人命，还保不住带累了旁人”。那一段时间林黛玉闹腾的，人们都认为她就是小红之流——“奸淫狗盗”之人。当时情况下，薛宝钗要“金蝉脱壳”，就只能是林黛玉。

林黛玉和贾宝玉的事人尽皆知，薛宝钗喊“颦儿，我看你往那（哪）里藏”，实际也是给小红台阶下。小红回头想想，包括林之孝家的也会认为林黛玉跟贾宝玉自己就那样，还能说谁。

实际上来说，《西厢记》故事雏形如果是唐朝的话，民风豪放，莺莺很可能就是跟张生私会了，但在明、清就是不合理法的。放在现在，婚前同居不违法，更加与任何公司的规章制度不相干——在“荣国府”上个班，又不是卖给他们家了，还不能交个男朋友吗？

3.《红楼梦》的时代局限性

曹雪芹出身清代内务府正白旗包衣世家，包衣一般是犯罪的官家被查抄之后充奴，相当于贾府的家生子，曹雪芹的身份就相当于文中赖大的儿子赖尚荣。曹雪芹的身世也包括跟皇子相交，就像赖尚荣出外做官，家里请客，贾宝玉、贾琏、薛蟠都过去跟他玩。

《红楼梦》是写历史的，包括明史，但不是反清复明的，写得比较宏大，有从宏观上总结历史的意思，受时代所限，没有找到出路。

清初，资本主义萌芽，《红楼梦》里开始用钱来计算各种关系，包括亲情，把利益关系拟人化。林之孝掌管贾府田产收益，小红是林之孝的女儿，进入大观园，指代大观园内的土地收入，贾宝玉没有能力收下，被王熙凤劫走。贾府这种封建服务关系，被买入的奴仆们提供的是服务不是生产、不是商品，只能以各种人情关系确定利益等级，而不是劳动价值。贾宝玉对王夫人叫太太(祖母），类似现在的“职务”称呼，所以丫鬟们都叫年轻的王熙凤“奶奶”。封建家族阶层等级制度，用亲情称呼进行利益权势划分，就只能一再提辈分了。

王熙凤有自鸣钟，怡红院有玻璃镜子，即使当时曹雪芹接受了外来思想冲击，能够想到和认同的也是资本主义，而不是**，所以我们看到的社会，与曹雪芹写的是不一样的。想象力都有出发点，西方最好的科幻作家，能够早几十年想出带线电话，是因为声音的传递性，但触屏物质没被发现时，没人想到智能手机。现代人写不出《红楼梦》，曹雪芹在当时也写不出现在的社会现象。

资本主义本身是在封建主义基础上滋生的，是大的封建贵族转化成大资本家。**只能在工业文明上发展萌芽，必须工人阶级体现和认识到自身价值。清朝与唐、宋、明一样，经历康乾盛世之后，毫不例外地由盛转衰。

结语

《红楼梦》的包罗万象，阐明世事，令人警醒，使得清廷意识到知识文化的重要性，乾隆年间编纂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更加知识丰富，涉及方方面面，是“教科书”版本的《红楼梦》，只是不讲故事大家都不爱看——《红楼梦》里的聚会很多时候都讲笑话，通过笑话讲道理，直接讲道理没人听。

“这物出自太虚幻境空灵殿上，警幻仙子所制，专治邪思妄动之症，有济世保生之功。所以带他到世上，单与那些聪明杰俊、风雅王孙等看照。千万不可照正面，只照他的背面，要紧，要紧！三日后吾来收取，管叫你好了。”

警幻仙子所制，警告大家不要幻想那些虚妄的荣华富贵，专治胡思乱想，也只有聪明杰俊、风雅王孙能看懂、看明白。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的我们，都是“太子”，应该都尽力看懂才行。

读史使人明智，读《红楼梦》是通过读故事读史，只读了正面，就像贾瑞一样死了；读并且读懂了反面，才是救命、明智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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