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今后要做什么?”李大钊不再谈战争的事情。
青年坦然答道:“我被安排到陕西工作。此次到京城,到北平来是参加培训。等培训结束,就会前往绥德市委工作。”
李大钊这下想起来,最近的北平的文明党中央党校正进行新一届的培训,询问之后才得知,对面这位青年果然是前来党校接受培训。便叹道:“我听说文明党有非常严格的政审,他们真的不在意之前的经历么?”
青年笑道:“李先生,就我所知,肯定是在意。但是文明党本就是左翼,对于左翼的接受度比右翼高的多。很多南方革命党人就没能通过。那些之前是右翼的革命青年们甚至想方设法联系我们,想让我们给他们作证明,他们其实是和我们一路。”
李大钊叹道:“何锐对共产国际的态度实在是不友好。”
这个‘共产国际’指的是第三国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陷于分裂。1918年11月,由布尔什维克发起在彼得格勒召开欧美各国左派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做出筹建第三国际的决议。1919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8个**和**小组及左派社会党的代表会议,并以8个党的名义发出召开第三国际成立大会的邀请书。1919年3月26日,在莫斯科召开国际**者代表会议,即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东方国家无产阶级的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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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基础,它为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团结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推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确立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彻底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和**。
李大钊所说的‘不友好’,是因为何锐虽然从来都承认自己是**者,文明党政府也将现在的中华民国定为‘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文明党与新政府明确表态,不接受任何境外势力对中国内政的管理。
这么表态的原因也很简单,第三国际是统一的世界**,各国**都作为它的支部,直接受它领导。它是高度集中的领导中心,统一领导各国革命运动,各国党必须执行它的决定。它有权决定各国党的路线、策略和各国党的领导人,可以否定或修改各国党的决定,开除和解散任何一个支部,向各国党派出常驻代表。
李大钊始终没能与何锐就此事进行交流。原因之一固然是因为两人并不熟,最重要的原因是,李大钊还没能想出该怎么提问。
如果何锐反对**,中国的**者们还能就政治认知提出疑问。如果何锐是个旧式独裁者,中国的**者们也能就社会进步提出反对意见。
民国新政府是个真正的政党政治文官政府,对境外势力在中国活动也只是经由国会提桉讨论,最终提出一部《境外势力管理法。对于境外势力并非赶尽杀绝,而是要求他们申报身份,完全公开活动。
《境外势力管理法当中虽然有各种抓捕,审理等暴力部分,却是针对那帮隐藏身份的家伙。如果光明正大的表达自己‘境外势力’身份,依旧可以合法的在中国存在。哪怕李大钊都找不出有什么可以质疑的部分。
而且《境外势力管理法本身并不针对共产国际,所有境外势力都在这部法律管辖之下。中国国内的左翼或者是右翼,哪怕是被何锐与李大钊都看成‘某种意义上反动派’的地主士绅,在追求夺回主权完整,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方面上也与何锐与李大钊有着基本共识。在这个基本共识之上,没有任何中国政党敢自认为‘境外势力’。
而何锐从始至终也没有编造任何理由,光是共产国际的纲领,就已经坐实了太多。且不说各国**接受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领导这件事,联共布在国际中占有与众不同的地位,号称是“共产国际最强有力的领导支部”。已经让中国的共产国际派……如果真的有这么一群人的话……在政治上处于极为不利,必须搞地下活动不可。
如果不用成为共产国际的一员,就能获得中国解放,谁也不会非得自己跳出来找不痛快。
除去这一部分,共产国际在中国也真的没什么吸引力。尤其是那些真正研究过共产国际的人们。而且想研究共产国家并不难,新政府的文史馆就提供各种资料,还是真正的资料。
1919年,列宁作了《关于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提纲和报告。会议通过列宁的报告作为共产国际的政治纲领,还通过列宁起草的《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第三国际宣告成立,总部设在莫斯科。大会选出由kg拉科夫斯基、列宁、gye季诺维也夫、ld托洛茨基和普拉廷组成八人执行局,由俄、德、奥、瑞士、瑞典及巴尔干联盟党的代表组成执行委员会,季诺维也夫任主席。
1919年3月匈牙利成立苏维埃共和国,4月德国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第三国际发挥了积极作用。1919年11月建立的青年共产国际少年国际,也成为第三国际的支部。
在此时的中国,只要不是非得自认为境外势力,新政府对于政治是很宽容的,尤其是对左翼。因为何锐与文明党的功绩,现在还没人敢抨击何锐是境外势力。所以何锐自称**者,文明党将民国定义为社会主义国家,让左翼在政治上得到了全面站台。大家都不傻,境外势力在中国可不是什么好名声,别说自认境外势力,哪怕是被贴上境外势力的标签,就已经成了过街老鼠,真的是人人喊打。
现在的左翼中,最亲共产国际的,大多也只是觉得这么一个联盟看着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有人考虑着能否利用共产国际来扩大中国的影响。真的认为中国必须要加入共产国际的人真的没有。或者说可以完全忽略不计。
面对李大钊的看法,青年坦率的答道:“先生,我认同何主席的看法。共产国际如果只是一个学术机构,中国可以有政党选择性加入这个学术机构。文明党在局面确定的情况下与这个学术机构进行合作。现阶段,共产国际并非这么一个机构,我甚至相当认同何主席对于共产国际关于自身定位的评价。如果苏联真的想构建全球的共产国际体系,这个定位就是不合适。现在的组织构架,完全是未尝其利,先受其害!”
李大钊没能与何锐就此事进行过讨论,并不知道何锐的真实看法。面前的青年已经加入了文明党,又要参加中央党校培训,李大钊认为他应该知道些文明党的内部考虑,便问道:“如何讲?”
“**首先是一个学术流派,而不是一个宗教组织。即便有第二国际的失败教训,也要总结教训,重建学派。并且对之前的分裂,乃至于各个左翼政党不得不加入欧洲大战的教训进行分析总结。第三国际的问题在于它的简单粗暴,认为第二国家失败的原因是因为缺乏一个统一的领导中心。只要领导中心够坚强,问题就能解决。全然没注意到,第二国际失败的原因是第二国际没能继承**的学术能力,没能向第二国际的成员提供有效的知识体系,帮助第二国际各成员去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
说到这里,青年也有些激动起来,他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擦了擦嘴才继续说道:“全世界资本家还没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基础就不存在。资产阶级没有那么神通广大,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大的神通,应该能解决本国的问题。如果不用资产阶级描述,就用反动派去定义。那么谁是反动派,他们为什么反动,他们反动的原因何在?对于反动派要如何对待?该怎么对付反动派?这是学术问题,也是是革命行动的纲领问题。在很多部分上,人民的很多想法,与反动派其实是一样的。”
李大钊并不喜欢最后这一部分。不过青年接下来的话让李大钊觉得很难应对,“我们经过社会调查,发现大多数的地主、租界的中国商人,也反对帝国主义。这就是说,他们上一刻可能是革命群众,下一刻就是反动派。这就是当下我们面对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