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会单独解放印度地区，也不会单独肢解印度。这两者相辅相成，组合起来才是我们对印度地区的战略。”何锐坦率的向赵天麟做了解释。

赵天麟心中一阵悸动，他听到李教授的看法时已经觉得是很震撼，却没想到李教授与何锐的看法竟然如出一辙。这么久以来，同志们都是跟随何锐的思路，能够对未来单一地区的战略做出与何锐相同判断的人从未有过。

正想再问，就听何锐说道：“我想请李教授来做客。”

赵天麟觉得正该如此，便起身告辞。赵天麟走后，何锐把吴有平请来，直接问道：“你是想先听判断，还是先听具体怎么做？”

“……先听判断。”吴有平决定听听何锐到底要怎么批评东北自行车总厂的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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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锐本就要批评人，此时毫不客气的说道：“我们不是封建王朝，谁要做赚钱的买卖都得经过我们的同意。在工业生产领域，法无禁止即可为。这帮同志们是认为赚钱是他们的特权么？”

吴有平愣了愣，他最初的想法与何锐还不一样。东北自行车总厂最终拿出来的一套标准，规定的详细无比，吴有平自己就是工科生出身，一看就知道这是设定了门槛。这种门槛不利于快速引入民间资金进入工业生产领域。

然而，何锐的看法就是另外一回事，听起来竟然是不要对国内生产自行车的工厂进行限制。如果站在这个角度，吴有平反倒开始比较支持有一定限制的做法。

定神想了想，吴有平问道：“主席，咱们的自行车是提供了分期付款。”

“为什么要让私营企业参加分期付款？以现在的管理水平，我们能够管得过来么？”何锐问。

吴有平没想到这么多，一时间呆住了。努力考虑片刻，吴有平觉得有了思路，“主席，你的意思是，我们生产我们的自行车，不要对民间资本投资自行车行业进行任何限制？”

何锐当即答道：“没错。就是如此！自行车行业是一个技术非常成熟的行业，未来的发展主要是材料的更换，自行车基本机械原理不会出现什么变化。所以随着市场饱和，自行车会进入一个疯狂的杀价过程。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培育国内市场，通过建设自行车厂，通过政府提供的贷款尽快满足国内人民出行寻求。有了这么多就业岗位后，创造了更多的国内市场。而我们国营的自行车厂要走的路线不是等到自行车市场饱和后与其他国内资本进行拼死搏杀，而是产业升级！自行车厂逐渐向高端发展，向摩托车等机动车领域发展。”

吴有平觉得何锐说的非常有道理，但是他觉得这番话是没办法说服同志们，除非何锐亲自向同志们下命令，才能让之后的发展沿着何锐的思路走。

想到这里，吴有平问道：“主席，为什么？”

“首先，千万不要小看国内资本，只要有市场，他们就会拼命的降低成本，最终把价格压低到我们的国营企业竞争不过的程度。这是一种必然，你希望不希望，都会发生。”

吴有平听到这话，心里面一阵的不舒服。总东北开始追随何锐10年，国营企业在国内从未遇到过对手。技术、设备、规模、待遇，哪一样都是国营企业全面碾压。怎么突然间就出现了国营企业不如私营企业的局面？

但说这话是何锐。跟着何锐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见到各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吴有平本能的就会相信何锐的看法。然而长久的经验与何锐的判断竟然冲突起来，吴有平感受到了强烈的不适感。最后，吴有平又问道：“为什么？”

何锐直接给出答案，“平均生产率会一直变动，东北会有东北地区的平均生产率，东北不等于中国，不能把过去的经验直接拿来用。”

吴有平回忆了一下何锐的用词，平均生产率是指生产部门在一定时期内单位产品所完成劳动量(即直接生产某种物品所消耗的劳动者工时间)数量或质量之比(产量也叫实际产量或者单位重量所完成的总产量)。

然而说国有企业的效率比私营企业低，吴有平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

何锐没有立刻回答，所谓国有企业的效率与私有企业的效率高下之辨，是个很复杂也不复杂的问题。不复杂之处在于，国有企业本身就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产物，其效率注定比私营企业高。复杂之处在于，如何对社会大生产领域的范围进行界定。

如果没有分辨能力，注定会陷入一团乱麻之中。所以何锐在这些方面尽可能秉持‘不争论’的态度，因为社会化大生产也是不断变化的。在1926年，一个地区经济就能算是社会化大生产。在2026年，单个国家的内部经济循环也未必能完全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的定义。

吴有平皱着眉头思考了好一阵，何锐抽空批了三份文件。正准备拿起第四份，吴有平问道：“主席，我具体该怎么做？”

“我们国有企业的目标是促进发展生产力，私营企业的目标是盈利。所以，政府补贴不适用于自行车这种有着成熟技术的企业。直白的说，我们不会补贴私营企业。如果盈亏自负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干涉私营企业搞工业生产呢？只要不牵扯专利费问题，以及工业生产带来的污染问题，我们没必要去管他们。至于国营企业，我们有生产安排，也有产业发展规划。就如这次招标，如果我们招标，现在阶段是招标自行车维修企业。要为各地提供自行车维修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