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叛乱前，大唐的税收主要针对农业，叫租庸调制，也就是对土地收取一定的租税，再对农户收取“调”（农产品税，以麻布和丝绸为主），并征发每年二十天的“庸”（劳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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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商贸业，大唐朝廷一直采取开放的态度，商贸税的税率很低，且不是主要税种。也正因如此，大唐的商贸非常发达，万邦来朝，天下商贾八方云集，四海货物琳琅满目。

在租庸调制的税赋入不敷出之际，为了支付军费，肃宗开始向商人征收重税。

肃宗派遣御使郑叔清前往未遭战火的江淮、巴蜀地区，一次性向富商征收百分之二十的财富税，即率贷。

除了江淮、巴蜀，朝廷也在天下诸道的集市和道路关卡向商贾征收贸易税，凡是一千钱以上的货物都必须缴纳。

然而，随着战事胶着，但对商贾的临时性征税仍然无法满足庞大的军费开支，朝廷必须另想办法。

此时，第五琦（姓‘第五’，名琦）出现在肃宗的视野里。

第五琦陈奏道“现在是朝廷急需用兵之时，然而军队强大战斗力源自于充足的粮饷供给，而粮饷直接同赋税挂钩，赋税多出于江淮一带，倘若能授我一职，悉数将东南的钱财化作军饷，立即支援函谷关、洛阳前线，只待陛下下令。”

肃宗听后大喜，让第五琦担任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司虞员外郎、河南等五道支度使、司金郎中等要职。

江淮租庸使坐镇大唐最富庶的江淮地区，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寻找税源，比如吴地的盐、蜀地的麻和铜。

由于史思明率领的叛军占领了运河枢纽，朝廷的物资无法通过运河和黄河运输。

于是，在徐太傅的建议下，朝廷开辟了另外一条道路，保障财税从长江走汉水到襄阳，再从襄阳继续走水路到汉中，从汉中再到凤翔。

这条水路难度大，运力小，所以租庸使征收完毕，并不直接将盐、麻和铜运送到朝廷，而是就地卖掉，换成土特产运输到其他地方卖高价。

将盐、麻和铜等换成土特产可以降低重量，既减少了运输成本，又多卖了钱。

由此，江淮地区的赋税终于征收到朝廷，保障朝廷的开销用度和唐军军费。

然而，租庸使的出现又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原本朝廷的官制以三省六部制为主，各位官员各司其职，但皇帝由于临时性的财税需要，利用租庸使绕过了三省六部的官员直接办事，就破坏了朝廷的日常运行制度。

原本默默无闻的第五琦凭借租庸使，一跃成为天子的红人，手揽大权。其他中下层官吏有样学样，打着筹措钱饷的名目，撺掇着皇帝设置各式“使”职。比如转运使、租庸使、盐铁使、度支盐铁转运使、常平铸钱盐铁使、租庸青苗使、水陆运盐铁租庸使、两税使等等。

每一个使职都拥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授权，凌驾正式的朝廷官制体系之上，避开朝廷三省六部的约束和制衡。

由于这些使职主办具体事务，时间一长，朝廷的权力反而转移到了这些中下层官吏的手中，将朝廷正式官员晾在了一边，造成了庞大的冗员和朝政效率的低下，进一步加剧了大唐帝国财政的困难。

蜀山悬剑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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