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府倒是没什么反应，儒林的奎章阁对此反应不小。李鸿章开会的时候，讲述了他接触的那些儒林人士的态度。等李鸿章说完之后，袁慰亭皱着眉头问道：“李局长，你是说这些人在意的不是我们开始在高丽行使司法权，而是认为我们这些行动不够狠辣，不符合儒家的理念？”

袁慰亭好歹还有点家传，王士珍则根本不懂儒家那套到底是怎么一码事。所以王士珍的问题更直白，“李局长，高丽那边真的不在乎我们这么干么？”

李鸿章解释道：“在乎当然是在乎的，不过这儒生考虑问题的方式和我们大大不同。我一句话，韦泽陛下的命令在高丽一样有用，他们就不敢从权力上和我争辩。你们这几个月来反复去找高丽各个衙门，要求他们解决盗匪问题。他们也自治自己根本没有着手解决，理亏的心思也是有的。”

这个回答倒是够清楚，只是清楚的是事实，王士珍还是没办法想象高丽人到底有什么意见。李鸿章没有玩封建时代那种让下属猜的把戏，他给袁慰亭与王士珍上了一节有关封建制度的小课。

民朝的法律体系决定了司法体系本身不受行政干涉，就算是韦泽本人也在法律之下。韦泽是依法获得了绝对权力，理论上只要人大能够通过收回韦泽权力的决议，那韦泽什么都不是了。但是在高丽根本不存在这种理念，高丽王廷凌驾于高丽的一切之上。

中国毕竟大一统这么久，而且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祖龙秦始皇建立的制度中法律地位极为重要。“法”是秦朝最重要的制度支柱。而之后儒家起到的就是反革命的作用，他们为了让儒家得到尊崇的地位，就把“理”置于法之前。法律要讲逻辑，讲现实，这都不是儒家的长项。口沫横飞的瞎BB，这是那帮儒生们很容易办到的事情。

所以基于唯物历史观的民朝警察与司法系统再好，高丽上层也不可能接受。高丽王庭不能接受的原因是铁路与电报公司建立的制度不受高丽王庭控制。儒生们不能接受，则是这个制度的可控性太强。路数太明确，没有给他们留下瞎BB的空间。

讲到这里的时候，袁慰亭与王士珍还能明白。李鸿章倒也有点欣慰，这两个年轻人毕竟不俗，领悟能力没有问题。于是李鸿章就继续深入的讲了下去。

即便是退而求其次，警察与司法系统为高丽王庭所用。高丽王庭还是不能接受一个依照高丽法律自行其是的警察与司法系统。只要执法系统的存在以及行动基础不是法律，那执法系统与高丽现有的体制就别无二致。

对儒生们而言，一旦司法机构的基础不是法律，他们就转而攻击这个体系的效率了。历史上这种新建制度的事情层出不穷，出现这种变革的原点自然是现行制度解决不了当时的问题，发生这种变革的推动力则是某一部分权力者为了扩大自己权力而展开的人事权力与行政权力的斗争。至于这种变革的结果么，在社会制度没能出现根本性改变的时候，绝大多数变革都是一场导致巨大浪费的政治dou争。

成功的变革无一例外的是把旧统治者给打倒，失败的变革都是旧统治者反攻倒算，把试图变革集团干掉。最糟糕的局面则是变革集团与旧统治集团相持不下，最后让另外的势力凭空摘了果子。

讲完了这些，李鸿章也有点精疲力竭的感觉。哪怕是理顺政治dou争史中的一小部分，也需要消耗相当的体力与精力。

看着袁慰亭与王士珍，李鸿章问道：“你们可否明白这些？”

袁慰亭眼睛发亮，他认真的答道：“革命是生产力变革带来的结果。”

王士珍答道：“这山望着那山高，一定会导致悲剧。”

李鸿章只觉得无话可说，这两人的结论倒也都是建立在李鸿章阐述的内容之上。但是这两个人所说的与高丽的现状相距甚远。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两名年轻人根本不在乎高丽王庭与高丽儒林怎么想。

不过李鸿章毕竟是李鸿章，他并不认为这两人如此考虑有啥问题。高丽的局面越来越糟，高丽铁路与电报公司的财物账目走的是中国在高丽开设的平壤银行与汉城银行。即便高丽王庭拖欠工资，他们也没办法从中国手里搂钱。

可武卫营和壮御营这两支高丽旧式军队已经17个月没有开饷了。四月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粮价暴涨，高丽向日本的粮食出口再次进入高峰期。如果此时发生兵变，无论是高丽王庭还是儒林，在造反的军队面前什么都不算。在那个时候，袁慰亭与王士珍精心准备的那支高丽人为主的武装力量就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李鸿章愿意等着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