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这样的事呢？如同任何事一样，根源在父母。因为莉迪亚的父母，因为她父母的父母。因为很久以前，她的母亲就失踪过，她父亲把她母亲找回了家。因为她的母亲最希望与众不同，她父亲却最想要融入人群，而这两件事都是不可能的。

1955年，玛丽琳在拉德克利夫学院②上大一，她报了“物理学导论”这门课，辅导员看了一眼她的课表，沉默了一下没说话。他是个胖男人，穿花呢套装，系深红色领结，身边的桌子上扣着一顶深灰色的帽子。“你为什么选物理课？”他问。玛丽琳腼腆地解释说，她想成为医生。“不想当护士吗？”他轻声笑着，从文件袋里抽出玛丽琳的高中成绩单研究起来。“嗯，”他说，“我看到你在高中物理课上取得了很高的分数。”玛丽琳拿了全班最高分，在每次考试中都名列前茅，她热爱物理。然而辅导员不可能知道这些。在成绩单上，只有一个字母“A”。玛丽琳屏息静气地等待，担心辅导员会告诉她，自然科学太难，她最好还是选些别的，比如英语或历史。她已经想好了要如何反驳。不过，辅导员最后说：“好吧，你为什么不试试化学呢——要是你觉得自己能行的话。”说完就在她的课程申请上签了字，交了上去。

去化学实验室报到时，玛丽琳发现屋里有十五个男的，只有自己是女的。有时，讲师会轻蔑地咂着嘴说：“沃克尔小姐，请把你金色的头发扎好。”还有人会问她：“我来帮你点酒精灯吧？”“我帮你打开那个罐子？”如果哪天她打碎了烧杯，第二天上课时，会有三个男生冲过来对她说：“小心，最好让我们帮忙。”她很快意识到，不管说什么，他们都喜欢用“最好”这两个字起头：“最好让我帮你倒掉这些酸液。”“最好靠后站——它会爆掉的。”第三天上课，她决定表明自己的态度。当他们试图把试管递过来时，她说“不用，谢谢”，然后忍住笑意，在他们的注视下，用本生灯烧软玻璃试管，抻长管壁，像玩太妃糖那样把它们改造成锥形的滴瓶。当她的同学们偶尔把酸液溅到实验服上，甚至在里层的西装上烧出小洞时，她却能稳稳地拿着器具量酸液。她配出的溶液永远不会像小苏打火山爆发那样冒着泡泡流到实验台上，她的实验结果是最精确的，实验报告是最完备的。到了期中考试的时候，她已经在每次测验中取得了第一名，讲师也早就收起了嘲弄的笑容。

她一直都喜欢用这种方式让人刮目相看。高中时，她向校长提要求：把她的家政课换成手工课。当时是1952年，虽然波士顿的科研人员正准备开发一种能够永远改变女性人生的药物——但是，女孩们还是得穿裙子上学。而在弗吉尼亚，她的要求会被视为激进，因为每个高二女生都要上家政课，玛丽琳的母亲多丽丝·沃克尔还是帕特里克·亨利高中唯一的家政课教师。玛丽琳希望和高二男生一起上手工课，她指出，家政和手工课的学时是一样的，所以，她的课程计划不会被打乱。校长托利弗先生非常了解她，自六年级开始，她一直是班级尖子生——比其他男孩女孩都要优秀——而且，她母亲在这所学校任教多年。所以，当玛丽琳提出申请时，校长先是微笑着点点头，然后又摇摇头。

“抱歉，”他说，“我们不能为任何人破例，否则人人都会想搞特殊。”见到玛丽琳脸上的表情，校长伸出胳膊，越过办公桌，拍了拍她的手，“手工课上的一些工具，对你来说可能挺难用的，”他告诉她，“而且，说实话，沃克尔小姐，课堂上出现了你这样的女孩，对男孩们来说，可能会让他们分心。”她明白，他这样说好像是在夸她，但是她也知道，这实际上并不是一种夸奖。不过，她还是微笑着感谢了校长，那不是一个真心的笑，因为她的酒窝根本都没有露出来。

于是，她只好无精打采地坐在教室后排，等着听她母亲发表十二年来重复过无数次的“欢迎学习家政课”的演讲。“每一位年轻女士，都需要管理住宅。”母亲向学生们保证道。这时候的玛丽琳正在玩手指头，她心想：说得好像如果你不看着家里的房子，它就会跑掉一样。她观察着家政课上的其他女孩，有的在咬指甲，有的身上穿的毛衣起了球，有的闻起来像是在午餐时偷偷抽过烟。她能看到走廊对面的教室里，手工课老师兰蒂斯先生正在演示如何使用锤子。

管理住宅，她想。每天她都会看到同学们戴着顶针，动作笨拙地咂湿线头，眯着眼睛把它穿进针眼里去。她想起她母亲每次吃饭之前都要换衣服，尽管她无需用光鲜的皮肤和整洁的家居服取悦丈夫——她的母亲是在丈夫离开之后才开始教家政课的。那时玛丽琳才三岁，她只在触觉和嗅觉方面仍对父亲有些还算清晰的印象：父亲抱起她时，他的胡茬扎着她的脸颊，一股“老辣椒”牌须后水的浓烈味道随之钻进她的鼻孔。她不记得他是怎么离开的，但知道这件事发生了。每个人都知道。而现在，每个人又似乎或多或少地忘记了这件事，以至于新搬来学区的人会以为沃克尔夫人是寡妇。对于此事，她母亲本人则从来不提，她依旧会在做饭之后和用餐之前补妆，在下楼做早饭之前涂上唇膏。所以，所谓的“管理住宅”是有道理的，玛丽琳想，因为，有时候，房子真的会跑掉。在英文课的一次测验中，她写道：“反讽——对事物的预期和现实结果之间的矛盾的嘲弄。”结果得了“A”。

后来在用缝纫机的时候，玛丽琳让线打结；她在剪纸时肆意破坏，乱剪一气；缝的拉链会从衣服上掉下来；调制的煎饼面糊里有碎鸡蛋壳；做松糕时该放糖却放了盐。一次，她把熨斗底朝下扣在熨衣板上，结果把熨衣板烧糊了，冒出来的黑烟甚至触发了火灾报警器。那天晚上吃饭时，她母亲嚼完土豆咽下去，优雅地把刀叉摆放在盘子上，开口道：

“我知道你想证明什么，但是，相信我，要是你一直这么干，我会让你失望的。”然后，她就收拾好碗碟，端着它们到水池那边去了。

玛丽琳没有像往常一样过去帮忙。她看着母亲把一条带褶边的围裙搭在腰上，手指麻利地系了一个扣。刷完盘子，她母亲冲干净手，涂了一点柜台上的护肤液，走到桌旁，拨开玛丽琳脸上的头发，亲了亲她的额头。她的手闻起来有柠檬的味道，她的嘴唇干燥温暖。

此后的余生里，每当玛丽琳想到自己的母亲，这一幕就会首先从脑海中浮现。以她的故乡夏洛特斯维尔为圆心、八十英里为半径画一个圆，她母亲从未走出过这个范围。在户外，她总是戴手套，要是不为女儿准备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她是坚决不会让玛丽琳去学校的。玛丽琳的父亲离开后，她对丈夫绝口不提，独自把女儿养大。玛丽琳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奖学金之后，母亲拥抱了她很久，并且小声对她说：“你根本想象不到，我是多么为你骄傲。”她松开胳膊，直视着女儿的眼睛，把她的头发掖到耳朵后面，说：“你知道，你会遇到很多优秀的哈佛男人。”

她母亲说得没错，但这让玛丽琳在往后的日子里一直觉得困扰。她从头开始学化学，主修物理，做好了向医学院进军的准备。每天晚上，她的室友别好卷发夹涂上冷霜去睡觉时，玛丽琳却在埋头苦读。她困了就喝浓茶，或者想象自己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把手放在发烧的病人额头，戴着听诊器为他们诊断的样子，以此来提神。做医生是她想象得到的最能与母亲的生活方式拉开距离的职业。以家政课老师的标准，把一道褶边缝得整齐利落就是了不起的成就，洗掉衬衫上的甜菜汁也算得上值得庆祝的理由。而作为医生，她的工作是止血止痛、修皮整骨、挽救生命。不过，她母亲的预测也是正确的——她遇到了一个男人。

1957年9月，玛丽琳上大三。一天，她坐在拥挤的讲堂后排听课。剑桥的天气依旧潮湿闷热，大家对凉爽的秋天翘首以待。这堂课是当年新开的——“美国文化中的牛仔”——每个人都想选。据说，课后作业是观赏影视作品《西部独行侠》和《荒野大镖客》。玛丽琳从资料夹中拿出一张活页纸。就在她低头忙碌时，教室里突然变得像雪地一样安静，她抬眼看到这门课的教授走近讲台，立刻明白了大家安静下来的原因。

课程目录上写着授课人的名字“詹姆斯·P.李”。他看起来就像个大四学生，但没人跟他熟识。玛丽琳从小在弗吉尼亚长大，“李”这个姓会让她联想到特定类型的男人，比如理查德·亨利·李、罗伯特·E.李，所以，她意识到自己和大家一样，以为这个“詹姆斯·P.李”会身穿浅棕色夹克，操着慢条斯理的南方口音。而眼前这个把讲义放在讲台上的人，却非常青涩瘦削，不过，仅凭年龄还不至于让他们如此震惊。一个东方人，她想。她之前从未亲眼见过东方人。他打扮得像个送葬的，一身黑西装，黑领带系得很紧，衬衫白得耀眼，头发向后梳，整齐地一分为二，但后面有一撮顽强地直竖着，如同印第安酋长头上戴的羽毛。开口讲话时，他伸出一只手，想把那撮头发抿回去，下面有学生偷偷笑起来。

不知道李教授是否听到了学生的窃笑，反正他并没有被打断。“下午好。”他说。玛丽琳意识到，他在黑板上写下名字时，她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从同学们的神情中，她能看出他们在想什么。这就是我们的教授？这个小个子，身高至多不过五英尺九英寸，甚至连美国人都不是，竟然要给他们讲牛仔的历史？不过，再次打量他的时候，玛丽琳注意到他的脖颈细长、脸颊光滑，看起来像个穿着大人衣服的小男孩。她闭上眼睛，祈祷这门课能够顺利进行。教室里的寂静还在蔓延，如同不断扩张的气泡表面，随时都会破裂。身后的人突然传给她一叠油印的讲义，她吓得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