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杜亚一上疏，汴州宣武军刘玄佐也跟着上疏，接着不相干的淄青李纳、淮西吴少诚、魏博田绪等都轮番跟进。

虽然如今宣歙韩洄、浙东西的白志贞是皇帝的人，可中段的门阀握在别人手中，若走长江航线再转兴元府吧，现如今又被劫江贼给阻断了，皇帝不能眼睁睁望着江南西道、江南东道富庶的钱米烂在润州京口，在和李泌、窦参商议后，只能忍痛答应下来。

高岳极力不可的奏章还没送到长安城，从中原到东南的各方镇，都开始疯狂瓜分韩滉留下来的船只，并且在整个两千多里的漕运航线各地分界处，构筑起密密麻麻的“埭塘”来，换言之，约等于现在的高速公路收费站。

结果今年的两税，大坏！

从江南的进奉船到了京口，然后至淮水水道时，淮南各处埭塘就派纤夫来强行拉纤，然后索取高额的过路费、拉纤费；

然后入汴水，又被许许多多的埭塘勒索。

按照惯例，原本该运到京师的两税，该有两百余万石米和千万贯的钱，然则今年被沿路方镇“雁过拔毛”，最后抵达渭口的不足一半！

皇帝大为光火。

这几乎是等于公开的抢劫了。

由是皇帝怒责李泌和窦参不能明察利害关系。

李泌想要弥补，但这时已然迟了：刘玄佐和杜亚，把勒索来的钱作为正当收入，堂而皇之地厚赏给了镇兵，由此河南道和淮南道的方镇将兵更加骄横，全都支持节度使继续设埭塘，收取漕运的过路费，根本不把朝廷威仪摆在眼中。

同时淄青和淮西也同气连枝，又开始败坏起东南的盐法来。

之前刘晏为了更好地用盐利支援西北防秋军镇，曾施行过“虚估法”，也即是说刘晏要求东南的那些盐商们，多出绢布来充当西北军镇士卒的衣赐，便统一要他们用绢布榷盐（用铜钱的话，运输费用比绢布这种轻货要高的多），每匹绢布的价钱刘晏往上高估二百文左右——这样盐商可以用绢布换更多的盐去贩卖得利，而同时他们也愿意承担这批绢布运往西北边地的脚力钱。

可现在虚估法却往坏的方向发展：杜亚在淮南，一面残酷盘剥盐户，以图压低盐本；一面又和盐商勾结，过高地“虚估”哄抬盐价，一匹绢布在换盐时居然高估了四五百文，多出的部分被杜亚和盐商们瓜分掉了——而盐价也由此飞腾，不仅东南当地，甚至荆南、鄂岳、江西等不产盐地带的百姓们都苦不堪言，同时盐价的高利润，让吃不起盐的或眼红盐利的民众，化为私盐贩子或匪徒，开始煮卖私盐，朝廷每年在盐利上又损失几近百万贯钱。

淮西吴少诚便抓住机会，大肆从淄青那里走私盐来，除去满足自身需求外，还中道转贩给荆南、江西等地，营取暴利。

血淋淋残酷的景象，让高岳明白，这帮漕运利益集团和割据半割据的方镇勾结，终于在韩滉死后开始胡作非为起来。

他当即写了封信件，给隐居在华州的师父刘晏，求取策略。

几乎同时皇帝灰心丧气的密信送来，里面称两税和盐利败坏过半，导致军费不足，神策军无法扩充，如何抵御西蕃，又如何剿平西蕃呢？

皇帝说灰心话，高岳也因原本满盘计划的变数，而郁郁不乐。

他本来不过想在兴元府布置下工作，就携家眷去凤翔府的。

可谁想到这个夏秋，一下发生这么多让人不安的事，让他滞留在兴元足足四个多月。

其实今年原本形势一片大好，整个关中、西北、灵武和兴元，麦子都得到丰稔，是兵精粮足，就等着东南的钱帛财赋再来，可如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