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高岳还得出个判断：此次盐法大坏，盐利锐减，背后还有魏博和淄青的黑手，及东南各位盐商、官吏的捣鬼。

皇帝将手抬起，示意高岳给各位大臣当面“抽丝剥茧”。

于是高岳便说起来。

这些事项，刘晏、萧乂都详细回复过他，故而他对大唐的盐法问题认知还是很深刻的，自然不难识破李元平的花招。

“现在我唐在东南的盐法出现了怪现象，那便是榷盐价为三百五十文，市面价却只为二百文，可盐商还在其中牟取极大暴利，诸公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盐商买盐的价钱远远高于卖盐的价钱，还能有这么大的利润？”

没错，高岳而后指出，这便是“虚估法”变质后的恶果。

盐利这东西是怎么来的？说穿了，就是国家强制地将这种自然资源搞成专卖制，老百姓要吃盐，就不得不掏钱给国家，如此构成了古代最重要的间接税。

流程大约是这样的，国家设立院、监、场、亭等机构，把盐的生产、贩售、运输、储藏的环节都包揽下来。盐这种东西，和田地出产的粮食不同，种粮食的成本其实是很高的，人力、畜力、水力、种子、肥料等等，盐要什么呢？海里湖里应有尽有，最多费个熬制成本，七算八算，唐朝一斗盐的成本（也就是所谓的盐本）是七文钱，再加上运输的脚力钱，平均下来也就十文的本钱，唐朝每年海盐产量，光是东南一地，就有六百多万石之巨。

物以稀为贵吗？不存在的，盐利是完全脱离市场规律存在的，就好像现在的房价一样（这条删除）。

可当盐从亭到了场榷卖时，一斗盐的榷价，就变成了一百一十文钱，一下飞腾了足足十一倍。

盐商们就按照榷场价，从国家手里以每斗一百一十文的价格把盐给买下来，你必须从榷场买，不然就是“私盐贩子”，抓住要砍头的。

然后盐商就把盐转到市场卖给老百姓，每斗两百钱，盐商在中间赚了九十文钱，政府则是一百文钱，总之就是官商分吃老百姓的。

大历年间朝廷财政困难，什么都贵，特别是西北的边军每年春冬季节都要衣赐，可原本的衣料主产地，河朔割据了，河南则被战争摧残得七零八落，朝廷的布帛衣料继续要依仗东南——当时主掌国计的刘晏就搞了个虚估法来，规定盐商在买盐时，一半用钱来支付，一半必须用布帛来支付，为了提高盐商给布帛的积极性，刘晏便说，布帛价钱固定为一匹四贯钱，而后用布帛换盐，每一贯钱再往上抬二百钱。

中间的计算公式不难，但有点繁琐，简单地说，就是盐商用布帛买盐时，拿出一匹布来，就能赚取八百文钱。

这样盐商除去榷买和市卖间，每斗盐固定赚取九十文钱外，还可从虚估法里赚取一部分，盐商肥起来了；

朝廷呢，更是一本万利赚翻了，刘晏时代，每年盐利号称有六百万贯；

对老百姓来说，虽然是绝对无疑的被盘剥阶层，可每斗二百文的价钱，也不算太贵，还能保证自己的食盐摄入量。

不过应清楚地看到，刘晏这六百万贯的盐利并非纯乎是钱，按照虚估法，一半即三百万贯是钱或者轻货，另一半三百万贯则是布帛，按照大历年间的物价，应是三百万除四（一匹布四贯）即七十五万匹。

这七十五万匹布帛，就拿来赐给西北的边军，和防秋的关东方镇兵，有效地增强了唐朝在最危机时刻，对西蕃入侵的防御力量。

原本如此持续下去，刘晏的盐法对朝廷、盐商和百姓三者都是合意的，可谓最完美的均衡。

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军国用度的支柱盐利，居然沦为皇帝眼前这堆土绢、玳瑁、漆器这样的货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