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老头放了这一通跑，谈的问题非常尖锐，敏感，把在座的人，都弄得非常尴尬，特别是秦书海，心里更是那个苦啊，他在心里不断地骂自己，怎么没有提前打招呼，让这个老头子随便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行了，其他的敏感问题，就不要多讲了。怕王一鸣第一次下不来台，会回去怪罪他秦书海安排的不妥当。

王一鸣坐在那里，一开始脸上还笑着，但越听脸上的表情越严肃，以至于老头子话都结束了，他还在思考着他讲的问题，和自己的观察和思考一对照，是那么回事，老头子确实讲的是真话，大实话，有老革命的风度，该说什么，就说什么，一点也不藏着掖着，吞吞吐吐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就是这个样子的。

坐在他身边的老伴，怕他再多说什么了，弄得王一鸣下不来台，于是拉了拉他的衣服，挤眉弄眼地暗示了他一下，他很不高兴，说：“你这个老婆子，拉我干什么？我又不是三岁的小孩，我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用不着你提醒的！”

王一鸣接过话茬子说：“覃老，您老人家说的对，看来姜还是老的辣，您看问题很深刻，也很全面。我这一趟没有白来。听到了你的许多真知灼见，在你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风采。你们那一代老革命，就是这个劲头，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无私无畏，你知道，我在赵老家里听他谈话，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不用担心，我听得进去，我有这个思想准备。我也很喜欢听你讲话，你说的这些社会现象，确实存在，是我们今后的工作中要加紧完善的地方，我认为，党风政风社会风气，要想从根本上得到好转，必须从领导干部做起，毛主席说，治国就是治吏，只有我们领导干部风清气正了，整个社会风气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好转。你说对不对？”

覃光明看王一鸣虽然年轻，是整个西江省的历任省委书记里最年轻的一个了，原来还以为，这个后生就是运气好，后台硬，个人不一定有非常了得的本事，现在通过近距离观察和谈话，他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对王一鸣高看起来，认为他有胸怀，有见的，是一位有思想的领导人，西江省这样的领导干部，还是不多见的。于是他开始笑着回应王一鸣起来，说：“你说的对！就是要从领导干部做起。我们国家，现在之所以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最关键的一条，就是官员的腐败问题没有解决好。原来当官的，谁敢贪污？谁敢受贿？你弄个几千上万块，被组织上发现了，送到法律机关，往往一条小命就没了。那时候法律多严格？说杀就杀了。而现在，贪污受贿几千万，甚至几个亿，还死不了，判个死缓，风头一过，就保外就医了，照样吃香的喝辣的，老百姓怎么议论我们的政府？其他的贪官一看这种情况，谁还会害怕？更加有恃无恐吗！大贪特贪，反正也死不了，弄到手的钱，只要发现不了，都是自己的。好官自然是没有多少人干了，大家都是相互攀比的，你一个厅长，弄上千万；我一个市长，不能比你少了。官场上风气不就坏了吗！买官卖官，行贿受贿，屡禁不止，就是这个原因吗！现在不是有这样的议论，当一个乡党委书记，没有几十万，你想也别想。那县长、县委书记，卖一个多少钱，怎么着也要上百万吧。那市委书记、市长，厅长、局长呢？一个要收几百万吧。当年钱明贵和谢青松犯错误，不就是这个问题，批发乌纱帽，最后把小命都丢了。钱明贵到我家里来，我还提醒过他，要收敛些，结果他不听，最后怎么样？”

王一鸣说：“您老说的对，现在的官场上，卖官鬻爵，行贿受贿，这个问题确实存在，甚至已经是普遍现象了，有的老百姓不是议论说，你要是不请客送礼，别说科长，就是一个副科长，你也当不上了。这个问题确实是带有普遍性。我认为应该整顿，必须下大力气整顿，但是，我们国家目前的反腐制度，还很不健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权力过大，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督，廉洁不廉洁，关键靠自觉，靠个人的觉悟修养，我认为这样是不行的，最关键的，是靠制度，靠公开、公平的游戏规则。这需要时间，慢慢完善，现在中央给各个省份的指示是，大胆探索实践，摸索出行之有效的经验，然后再大面积推广，现在我们省，也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尤其是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我们要有大动作，我的意思是，制度比人靠得住。制度好了，坏人也不敢干坏事。好人更不会干坏事了。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越来越和谐。”

覃光明说：“对，是这个理。”

王一鸣看了看表，不知不觉间，时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小时，下面还有几个老同志在家里等着呢，于是就站了起来，对覃光明说：“覃老，时间有限，这一次我就不打扰太久了，我下面还有几个老同志要看望，下一次，我专门来，听你好好聊天。”

覃光明说：“好的，你去忙吧。”说着站起来，亲自把王一鸣等人送到大门口。摆了摆手，才回去了。

众人簇拥着王一鸣，步行穿过一片竹林，走了几十米，就到了另一栋别墅门口，这里住的是前省委书记高建勋。

工作人员连忙打了电话，通知高建勋的警卫员，说：“王书记快到了，请高书记出来迎接一下吧。”

警卫员告诉了高建勋，高建勋放下手中的报纸，取下老花镜，披上毛呢大衣，在警卫员、秘书、老伴和儿子高军法的陪同下，走到大门口，迎接王一鸣一行。

高建勋是河北省人，是解放前入学的清华大学生，大学毕业，已经是解放后了，他被分配到中部某省的省会城市，做市计划委员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以后被主任看中，做他的专职秘书，做了几年，就提拔为计划委员会的办公室副主任。后来他被下派到基层，从副县长做起，后来做了县委书记，副区长、区长，区委书记。

“文革”爆发后，他受到冲击，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基层当过农场工人，扫过厕所，当过农场的学校教员，在基层呆了整整十年。一直到“文革”结束，大批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得到了重新启用，他迅速出山，做了省会城市的副市长，以后就做了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委副书记、市长，省委常委兼市委书记。一直到最后，升任省委副书记，八十年代中期，省委书记覃光明退休后，中央调任他来西江省，接任覃光明的省委书记职务。他在西江省担任了一届的省委书记，退休后，就留在西江省养老了。

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姑娘，八十年代都随着他调进了江城市，大儿子高军力，现在是西江省农业银行的行长。大姑娘高军美是省妇联的副主席。二姑娘高军丽是江城市的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最小的儿子叫高军法，是省司法厅的副厅长。四个孩子，一个正厅级干部，其余的三个都是副厅级干部。

昨天高建勋接到王一鸣要来家里看望自己的消息时，就考虑了一下，特意交待自己的小儿子高军法，明天一早就到家里来一趟，在这里等着和王一鸣见见。

高军法今年四十五岁，当省司法厅副厅长已经两年多了，是高建勋亲自找杨春风打招呼，才为自己的小儿子解决了一个副厅级的位子。现在省委书记是王一鸣了，他就想，把自己的小儿子好好栽培栽培。如果能够解决正厅级的级别，做司法厅长也行，到市里做个市长也行。

其他的三个孩子，大儿子已经是正厅级别，况且是在农业银行，属于条条上的干部，提拔到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做副行长，升副部级，这非常有难度，因为老高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不是在任的省委书记了，有些事情，说话就不灵了。况且老高好面子，不愿意为了自己子女的事情，低三下四的，到北京到处找人。他已经七十多了，懒得为自己的儿女去跑官了。在西江省里，打个电话，说说情，这样的事情，一般情况下他也是不愿意做的。

两个姑娘已经是副厅级了，以后到底怎么样，就看她们各自的造化了，只是小儿子最年轻，他也最疼爱，觉得可以顺便引荐一下，所以今天他特意安排小儿子在家里陪自己，等着王一鸣来，到时候认识一下，有什么机会了，也好向王一鸣开口提。

高建勋是个大高子，足有一米八零，现在虽然老了，还是非常帅气，他穿着黑色的毛呢大衣，里面是灰色的夹克，黑色的西裤，脚上是一双黑皮鞋，他不紧不慢地走到大门口，向着王一鸣来的方向，走了十几米，迎接王一鸣。

王一鸣离他还有十几米远，就笑着和他打招呼，说：“高书记，您身体还好吧？”

高建勋冲他摆着手，笑着说：“好，大的毛病没有，小毛病少不了了，反正已经老了吗。”

王一鸣走上前去，握着他手说：“您才七十多岁，还精神着呢！不老。我到您这个年纪，如果有您这样的身体，我就非常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