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也有谁能够想到，徐继荣会成为这场改革序幕中的最大赢家。

但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以内阁为首的大臣们，乃是最大的输家。

他们不但被郭淡打脸，而且还被皇帝教训。

真是内忧外患！

可奇怪的是，唯独内阁不这么觉得。

内阁方面觉得自己是坐收渔翁之利。

因为大臣们开始又围聚在内阁的周边，这歪门邪道弄不死郭淡，反而弄得自己灰头土脸。

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改革成功。

不然的话，别说商税会被郭淡抢走，就连他们官员的统治地位都将会受到冲击。

他们甚至都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

然而申时行为了改革成功，也做出巨大的让步，在整个过程中，他都比较低调，并未直接出面主导，而是交由王锡爵和王家屏来主导，王锡爵是跟他一派得，但是王家屏可不是。

虽然王家屏在朝中有着不错的声望，他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与同僚的关系，从来就是就事论事，不针对人，他基本上没有什么政敌，目前还是长子朱常洛得老师。

但他自身的德行，修养，只是其中一个原因。

主要还是因为王家屏是山西人，不是属江南派系，在整个内阁中，就他一根独苗，虽然余有丁也不是申时行的人，但余有丁也是江南人。

许多大臣都希望王家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住申时行。

不让申时行去整合内阁。

他们就是防着再出现一个张居正。

这也是申时行退居幕后得原因，他知道如果他站出来主导的话，朝堂上可能就不会那么团结。

李植他们是不可能支持申时行的，毕竟之前已经斗得是水火不容。

当然，申时行也不是弱鸡，为国为民为君，就甘愿把自己的权力放出去，他虽然不主导这事，但是任何事还是得经过他的批准，因为他把六部控制在手中。

而王家屏和王锡爵年纪相差不过一岁而已，另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张居正生前反对过张居正，但是在张居正死后，他们也都曾为张居正说过话。

他们反对张居正独断专行，刚愎自用，但同时他们支持张居正的改革。

光凭这一点，足以看出，他们两个内心还是属于改革派，认为明朝必须得进行改革，否则的话就是在坐以待毙。

在稳定住朝堂内部之后，王家屏和王锡爵就开始商量如何改革。

虽然只是说改革关税，但是这改革的扳机一旦扣动，那不可能只是改革关税，这只是一个药引，但是这第一步倘若都没有走好，那后面的也就无从谈起。

故此二人对此是显得非常谨慎，他们没有急于召开会议，商量如何改革，而是两个人先私下沟通，确定一个大方向。

“我朝商税虽低，但是各地官府针对商人的苛捐杂税却是多不胜数，这河道要收费，过桥也要收费，到市集上还得交税，统统都算起来可是不低呀！”王锡爵道。

王家屏点头道：“言之有理，当年张居正改革，多半是针对赋役，然而，统一赋役，令许多百姓不用服劳役，农闲之时，还可以去做工或者做买卖，促进了工商业发展，但是张居正当时并没有针对商税进行改革。”

王锡爵道：“而繁杂的商税，不但给商人和工匠，带来沉重的负担，同时令朝廷也是得不偿失，因为这些税入多半都没有进入国库。我私以为，若要改革关税，首先第一步就是将商税化繁为简，由朝廷专门派人征收。”

“繁杂”意味着中央没法控制，道理很简单，朝廷是不可能派那么多人去收税的。

就说这过桥费，那肯定是当地官府，或者有势力的士绅在收，这钱是不可能进入国库的。

化繁为简，由朝廷专门征收，这恰恰就是王锡爵一直以来得主张，其实也是张居正的主张，就是加强中央权力，如此中央拟定的政策，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执行。

王家屏叹道：“但是我们遇到的问题，也跟张居正一样。其实这种种关税，针对的都是一些小商人，而那些大富商，多半可都是有背景的，他们往往是连一文钱都不交。

我在卫辉府的时候，曾问过一些商人，为何要背井离乡，千里迢迢赶来卫辉府做买卖，原因就是如此，一旦朝廷要加派税收，首先遭殃的是普通农民，其次就是这些小商人，工匠。

如潞王府事件，当时整个卫辉府都被洗劫一空，但那些大地主、大富商不但安然无恙，反而借机兼并不少土地，大发横财，若是由朝廷统一征收，那么我们势必会面对这个问题，若那些大富商、大地主都不交税，那此番变法必然失败。”

许多人说明朝商税收的少，导致国家没钱，其实不是，明朝的商税问题，根本就不在于税多税少，而在于交与不交，这跟农税是一个道理，大地主、大富商都不交税，税收都压在农民和小商人身上，每回加派税收，洗劫的都是普通农民和小商人，那些大地主和大富商只要不犯政治上的错误，个个都是岿然不动，有时候他们跟朝廷一块洗劫，有时候在后面怂恿那些小商人、工匠跟朝廷作对。

这就是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