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台典仪尚未完成，但随着江虨等人抵达长安之后，各项政令的颁行便如火如荼的展开。

关中虽然旧为天府，但过去长达几十年的动荡，制度早已经荡然无存。最基本的一点甚至就连各级郡县疆域、籍户等各种图籍都无一所存，而这些便是实施统治最基础的资料。

秦末刘邦兵入咸阳，唯独萧何谨记这一点，将这些珍贵的资料保存下来，这才给了日后的楚汉争霸夯实一个深厚的基础。

虽然此前桓宣行入长安时，也曾在这方面努力搜集过，但收效实在甚微，甚至于就连一些中朝的旧籍都多有遗失销毁，而早年无论是汉赵还是羯赵，在这方面的建设更是几近于无。

所以想要在关中建立起有效的统治，可以说是要在一片白地中从头营建。行台之所以派遣李充担任京兆首长，就在于李充不独只是一个刑名之才，除了酷吏的一面之外，在各种典章制度的建设上也有着非凡的造诣。

当世虽然主调仍然混乱，天下多有称孤道寡，但若言及兴治于废土，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建设，无论任何一个政权都远远比不上洛阳行台。

而这些才能也非凭空得来，无论早年在淮南，还是之后于中原，直至于河洛创建行台霸府，李充等这一批人也可以说是从微时磨练，直至如今已经有了施政天下的阅历积累。

江虨抵达此境，主要是为安抚人心。所以在到达长安之后，首先便是邀见三辅诸多乡户时流，这其中最顶尖的一批尚在洛阳行台未归，但剩下这些也都是关西之地的中坚力量。

待到这些人齐聚于长安，江虨首先便传达了编撰《关中门第考》的意图，先彰显华族冠带荣光于此。

这一举措，也获得了众多关中时流的拥戴，他们之中未必家家都是传承悠久、旧誉浓厚的世族人家，但分别心是人人都具有的。关中久来胡戎杂居过半，这些晋民人家也想通过这一件事将自身与胡夷区别开来。

而且这是由官方主持编修的典籍，政治意义不可忽略。就算这个门第考并没有太多的特权搭配，但只要各家门户能够得列其中，最起码可以保证他们族人人身安全，不会被列作清算的目标。若是行台朝令夕改，连这种施政执法的权威都没有，那就实在太可笑。

所以对于这些久承祸乱的关中民户而言，门第考的编撰还并不能让他们第一时间联想到借此加入行台统治团体、成为特权阶级，而是一层保证人身安全的护身符。

至于江虨主持这一桩事务，许多人在了解到其人家世之后，也都很快便接受下来。江虨在关中虽然无有盛誉，远远比不上王师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但其父江统在关中却享有着不低的名望。

之所以会如此，自然是江统那一篇《徙戎论》。《徙戎论》书成还在中朝惠帝元康年间，氐酋齐万年作乱关中之后，那时关中局势还未完全崩坏，但当中所蕴藏的隐患也已经端倪尽显，江统此策虽然痛陈利弊，但是可惜当时中朝诸王忙于权斗作乱，根本无暇搭理。

《徙戎论》所言诸多，其中尤以关中受害最深，在久受兵祸虐害的过程中，不乏时人深痛如此安邦国策不能执行，以至于天府、黄泉混淆于一，因此对江统其人也多有追缅怀念。

江虨得于贤父旧誉的加持，本身又有行台作为坚强后盾，常年专事此类事务，因此很快便在关中时流群体中营造起了不小的威望。

但凡有所得，必有所舍。对这些关中人而言，江虨自是和蔼可亲，令人信服。那么另一个李充则就实在面目可憎，刻薄寡恩。

因为随后的封锢令便是由李充颁布且施行，并且一俟公布出来，便表现出一种酷烈执法的姿态。其人调遣长安驻军近万，亲自下场带领军队驱逐长安周边山野泽塘附近的游食并乡户，短短旬日之内，违禁受监者便达于数千之众。

而整个京兆局面，也因此变得风声鹤唳、几至道路以目。要知道关中久乱经年，垦桑之数本就不足，生民若想得于足够谋生物资，樵采渔猎是非常重要的谋生手段。特别一些乡户坞壁为了能够达到坚守目的，往往也要选择依山傍水所在。

封锢令的颁行，可以说直接将关中民众赖以生存的资源砍掉一大块。所以这些关中民众如何反应，便也可想而知。

为了配合封锢令的执行，驻于关中的王师也将戒备等级提到最高，郭诵亲自作为李充的副手，大量游骑斥候遣散于郊野，生民凡有异常集聚的民变趋势，俱都第一时间予以镇压。

这也多多得益于王师西征过程中的强势，许多京兆乡豪坞壁被摧毁，部曲多离散，即便是再作乡势串联，又怎么可能比得上王师迅敏的动员力度和反应速度。

眼见通过民变的手段不能阻止行台这项政令的实施，许多乡士便结伴前来长安请愿，痛陈关中乡情特殊，一旦山水封锢，生民必将贫困潦倒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