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杀安德海的主角，是皇帝和丁宝桢，背后的靠山是慈安，恭王不过是在程序上配合了一把，其实是这个事件中最小的一个角色。

要他自己来干，或者说此事要他来发难，借他一个胆子也不敢。

当年在内务府大骂安德海，声称要小安子的脑袋的恭王，早已过眼云烟了。

而且，如果他不配合，就是得罪皇帝侄子和慈安太后——这个，恭王也是不敢的。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赵烈文，曾经有一段议论恭王的对话，比较有意思。

赵烈文对恭王的评价，先从长相说起：“见恭邸小像，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百僚。”

曾国藩说：“然貌非厚重，聪明过人。”

赵烈文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

然后就开始了苛刻的批评：“至己为何人，身处何地，似全未理会。身当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户庭，恐不能无覆悚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计所能幸免也。”

曾国藩叹息着表示赞同：“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

赵烈文对恭王的评价，不算公平。恭王也曾有“自立之心”，可被嫂子夹头夹脑一顿乱棒，从此彻底没了脾气。只好如曾国藩所言，“晃荡不能立足”。

虽不公平，但却准确，恭王再入军机之后的样子。就是赵、曾给他画的这副像。

本时空，恭王会表现得更好吗？

次日。军机叫起，关卓凡奏请求设立“奉恩基金”。

之前，折子就已经递进了内奏事处。两宫皇太后问了几个不痛不痒的问题，便当场允准。

军机大臣回到军机处，军机章京随即写旨。军机大臣会阅旨稿，曹毓瑛略作润色，关卓凡首肯，发军机章京校对誊抄。然后用黄匣进呈。

两宫看了一遍，没有可加减之处，于是取出印章，母后皇太后用“御赏”印，圣母皇太后用“同道堂”印，明黄旨面，朱痕宛然。用印后。谕旨装回黄匣，由军机处转内阁，“明发上谕”。

不过半个上午，一桩轰动京城内外的重大政策便出台了，效率实在惊人。

本来这种重大政策，一向是要“交议”的。即由王公大臣、翰詹科道，充分发表意见，朝廷再决定是否实行。

但关卓凡暗示：不必强人所难。

宗室不必说了；普通的旗员，虽然不能从“奉恩基金”中直接捞什么好处，但也绝不会反对。

可汉员就不然了。本来就对旗人不服气。这个“奉恩基金”，尺足加二地给宗室恩典。厚彼而薄此，瞅着心里怎么会舒服？可如果站出来反对，就是和整个宗室作对，又怎么张这个嘴呢？

所以，“交议”的话，只会“叫”大伙儿“不容易”。

所以，不如就“宸衷独断”了吧。

这个政策确实是有副作用的。但关卓凡认为，资源有限，现在要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面面俱到，谁都想讨好，谁都不想得罪，就什么事也不用办了。

而且，并非所有汉员都反对这个政策。京内京外，反应截然不同：地方督抚，几乎一面倒的支持这个政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大佬，纷纷上折表示，“奉恩基金”乃“巩固国本”的“善政”。

这个现象实在有点奇怪：“奉恩基金”是要“新政”掏银子的，可办“新政”的争先恐后地抢着说：宰我！宰我！

反倒是不办、甚至反对“新政”的大皱眉头，愤愤不平——当然，不是为“新政”不平。

在京的宗室，犹如滚开了水。尤其是爵位较低的宗室和闲散宗室，激动异常，一个个口沫横飞地嚷嚷：“我说什么来着？关三主事，就是比恭六强！强太多了！”

一大堆黄带子，满北京城地乱窜，各个衙门到处打听：什么时候派银子？派多少？哪个衙门办这个事？

可能经手其事的衙门，如户部、内务府，也十分紧张，因为这是每年过手一百几十万两银子的“大活”，而且，年年都有！

消息很快出来了，这个差使落到了一个叫做“顾问委员会”的衙门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