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周围，群狼环伺；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

一句话：时不我待。

其次，未经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新的资产阶级，必定大部分脱胎于旧的士绅阶级——这个士绅阶级，是关卓凡最不顺眼、最不放心的一件东东。

士绅阶级，自祖龙行郡县制以来，起于两汉，士族、庶族交替上场，到了宋朝，终成庞然巨物。之后一千年，这个阶级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真正统治者；而皇帝，说的好听点儿，算是这个阶级的“代言人”，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这个阶级的一个“高级打工仔”。

士绅阶级和国家、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关系——这个阶级的贪欲和胃口是没有止境的，当他们的体量，膨胀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容纳的情况下，原有的政治、社会架构无以承受之重，终于轰然坍塌，于是便改朝换代了。

身为“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不能不依靠士绅阶级；但同时，又不能不努力抑制士绅阶级的胃口。当皇帝足够强势，能够控制住士绅阶级的胃口不过分膨胀，王朝便得以延续，说不定还会出来个什么“盛世”、“中兴”。

不过，皇帝的能力必然逐代递减，同时，士绅阶级的体量又必然逐代增加，此消彼长，终有一天，士绅阶级的个头，会挤爆整个国家、社会，同时，也把皇帝挤下宝座。

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一部分士绅也会跟着倒霉，但作为整个阶级而言，无所谓，换一个“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罢了。

关卓凡不打算继续充当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了。

如果由得士绅阶级自然演变为资产阶级，那么，这个“资产阶级”，必然会是“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其前世——士绅阶级，根本无二：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零和关系。

对于财富，普通资产阶级之着力点是“创造”，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趣却仅仅是“占有”——不论是哪个阶级的财富，也不论采用什么样子的手段。

清末，社会新增长的财富，主要源于近代化、工业化的尝试和努力，这部分财富，自然而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最主要的侵夺对象。

这部分财富，名义上大多属于国家。因此，某种意义上，清朝之亡，正是士绅阶级和从中成长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要更换“代言人”了——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为了固化既得利益，必须干掉这些财富的原合法持有人。

北洋政府，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坐大；国民政府，官僚资产阶级干脆直接掌握政权。

我们都看见了这两个政府的吃相，也看见了，他们是怎样一前一后，被历史和人民抛弃的。

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亡国灭党的大杀器，是关卓凡必须严防死守的一样东西。

上文已经说过了：要防止在“阶级”的意义上，出现“官僚资产”这个东东。

关卓凡的如意算盘是，除了一部分“开明士绅”转化为“资本家”外，士绅阶级的大部分成员，在工业化、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生存空间，被一股新兴的强大力量，一步步地侵蚀、挤占，逐渐没落，乃至消亡。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分化开来的士绅阶级，在保有足够反抗力量的时候，始终无法明确意识到危险的逼近；等到终于看清楚局面了，残余力量已经衰弱，就算有心反戈一击，也无力回天了。

关卓凡的算盘中，这股“新兴的强大力量”，就是“国有企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