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大、万通二人平时横行惯了，朝中众官员敢怒不敢言，这一次被刑部截胡当然火冒三丈，跟梁德一商量，连忙进宫汇报给了梁芳，让梁芳马上请旨出来。

杜铭原是工部尚书，去年才改任刑部尚书，自万贵妃死后，这几月来一直上书乞休，朱见深都优诏不允。像杜铭这样正统十年进士出身，在朝为官的已不多，年龄已高加上这些年来朝堂混乱，早就有了回老家的打算，这一次赵文博前来说道：“宦官要对平安伯下手，望敬修（杜铭字）能给文官集团多留下点种子，让章子俊掌握在刑部手中，如果被锦衣卫送入镇抚司的话，很难全身而退了。”

此时刑部右侍郎何乔新前来说道：“天官大人，朝廷上下已经乌烟瘴气，内官已经到了不奉旨随意抓人的地步，如今时这样，明时就是我等的下场，吏部郎中吴道宏前来说道，可先入刑部，明日禀明皇上也不迟，吴大人已联络都察院多人，一起上奏内阁，这一次一定要参劾内官梁芳、李孜省等人。”

杜铭细细一想，借平安伯这件事，参劾内官的无作非为，最一次兴起参劾东西厂横恣，盗窃威柄，稔恶弄兵。宦官蠲赋省刑、乱明法典，茈乱朝堂。也就答应了何乔新，让其赶往姚府，让平安伯入刑部庇护。

在这种情况下，姚颖就显出了什么叫做大户人家出身的修养，如是一般小媳妇早就哭天抢地，分不清是非，乱搞一气。

可是姚颖不是平常人家的妇人，今日所发生的事，夫君早就跟自己商量过对策。等待时机即可。

在这里就先说一说明代随着中书省的废除，朝廷的内外章奏都交由皇帝一人处理，为了改变这种“君劳臣逸”的决策体制，自洪武时朱元璋任用四辅官起，逐渐形成了内阁制度，明代新的中央辅政体系正式形成。票拟是内阁参与中央行政决策系统的主要方式，“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

票拟制度是明朝决策体制调整后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政务积压、行政效率低下的诟病，保证了政务的畅通，是国家行政系统运行的重要环节。通常情况下，内阁对内外章奏的票拟意见只要不触及皇权的根本利益，皇帝都会批准下发有司成为国家意志方针。因此，票拟是内阁行使中央决策的主要体现，票拟的意见就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内阁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禁直机构。

然而，内阁之票拟还得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正式生效。批红，又称批朱，是指皇帝拿到奏本，看过票拟后，另外用朱笔在奏本上批示，作出最后的裁决。批红权是皇帝行使最高权力的体现，是皇权独有的一种特殊权利，内外章奏必须经过皇帝的批红才能生效为国家决策，否则就视为无效。皇帝批阅章奏是处理政务的主要方式，“章奏即政事，停章奏是停政事也，缓章奏是缓政事也。”但是，由于皇帝的怠政，批红权却被司礼监所窃取。

原本批红权本是皇帝所独有的权利，理应由皇帝亲自处理，对内阁的票拟意见做出最后的批答，但是由于章奏众多，数量庞大，碰上皇帝幼冲以及像朱见深这样的皇帝不理政事，很少有皇帝能够将数量众多的章奏看完做出批红，甚至还出现皇帝几月几年几十年不上朝理政的情况。

比如接下去就是木匠皇帝不上朝，再接下去正德皇帝只知道玩，到嘉靖帝时几十年不上朝，整日炼丹修道，所有批红都出自内官司礼监之手。

宦官对廷议结果行使批红权，是其掌握朝廷决策权力的重要表现。正统初年，皇帝年幼，王振专权，宫中内外大小事务都由其掌管，英宗也尊称他为“先生”，朝中大臣也无不对其阿谀奉承、夤缘攀附，搞得整个朝堂乌烟瘴气。

宦官干政之烈始于王振，而其窃取批红权自然首当其冲。最后才有了土木堡之败。而现在朱见深也好不到哪里，听信李孜省及邓常恩之流，整日修道炼丹，加上太监梁芳阿谀巧媚，怂恿寻乐，这批红权全部落到内廷宦官之手。可不经过皇上，直接批红盖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