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爷,少爷他们追上来了?“草丛里,年轻的那书生率先爬了起来,惊慌的喊了声自家少爷,扶着他站了起来。
那少爷经过两次从马背上摔下来,脸上已经擦破了不少,几块完整的地方早已被血迹所覆盖,他听了这话儿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飞扬的尘土中,已经看得清楚对方的面貌了,他咬了咬牙道:“咱们今日不能全死在这儿,不然对不起朝廷,对不起家族了,他们要的是我,童儿,你答应我一件事!“
“少爷,你……?“那个被叫童儿的仆人似乎知道自家少爷要做什么,颤声道。
那书生道:“这里有一封信,是少爷我写了这些年汉王造反的证据,你现在带着它赶往京城,无比将这份信呈给皇上!记着一定要给皇上!否则少爷我,死也不会瞑目的?“
“少爷……?“那仆人虽笨了点,这会儿似乎也明白了自家少爷要做什么了,他是要在这里留下来,直到那些人追上来,杀了他为止?”
“少爷,这不可以的,我们一起走吧?”那仆人哭着道。
那书生摇了摇头道:“我是朝廷的人,现在知道汉王造反的秘密,他们要的是我,若一起走,只怕走不了多远,被他们抓死,杀了倒也罢了,可朝廷不知汉王要造反,我身负皇恩,岂不是愧对朝廷多年的栽培,所以你不能死,还要坚强的活下去,将汉王造反的事情告诉皇上,让朝廷有所准备!我就算是死也死得其所!“
那仆人还想说什么,却听得那书生喝道:“还不快去,你想让少爷我死不瞑目么?“
那仆人看了一眼自家少爷,忽然咬了咬牙,忽然整好衣冠,郑重地向爱那曙书生作揖行礼,然后大步离去。
那书生看着仆人离去的身影,轻轻叹了声,道:“童儿,你保重!“
那仆人,听了这句话,再也忍不住泪水立即落了下来,却是不敢回头,生怕这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下去了!
就在这时,一直追赶的众人追了上来,为首的那汉子见那书生还在,且一脸的狼狈,登时齐声大呼起来,为首那人道:“快围起来,别让他跑了!“
十余人立即纵马围了上来,为首那汉子勒住马缰慢悠悠的走了上来,盯着那书生喝道:“李浚,你好大的胆子,竟敢背叛王爷,当真获得不耐放了!“
面对为首那人恶狠狠的喝问,李浚毫无惧色,冷笑了声道:“陈大人说笑了吧,里,李某自始至终都是朝廷的人,不曾依附过汉王,何来背叛,倒是王爷,身为洪武子孙,不思报销国家,却趁着京城天灾之际,一心想谋反,实乃居心叵测!”
陈刚哈哈一阵大笑道:“老天爷都给北京城大地震了,这足以说明我家王爷是汤武在世?”
李浚亦是哈哈一阵大笑道:汤武再世也需要伊吕。”
陈刚哼了声道:“你放心,“汤武再世,必定有伊吕!”
李浚哦了声,忽然看了一眼陈刚,道:“阁下是伊吕么?”不等陈刚答话,又道:“有伊吕,还怕没有伯夷叔齐吗?”听到这句话,陈刚登时满脸涨的通红,他虽是一介武夫,但对方这几句话儿是能读得明白,世上没有敢造反的人吗?!”
“有造反的人也需要一个得力的帮手。”
“有人敢造反,就一定会有得力的帮手!”
“即使你有得力的帮手,但朝廷一定会有忠臣!”陈刚面色有些难看,忽然冷笑道:“李浚你敬酒不吃吃罚酒,这可怪不得陈某了?”
…………
说两句:杨士奇溺爱自己的儿子,可不是我胡编乱造的,据明人李贤的《古穰杂录》和焦竑的《玉堂丛语》,都记有杨士奇晚年的这一悲剧。杨士奇在京城为官长达四十年余年,提拔官员数以百计,但没有提拔自已的儿子杨稷,也没有给他在京城谋个肥差,这一点做得极有正气,举国上下交口称赞。然而,他儿子尽管没有做官,尽管远居老家江西泰和县,却与一般平民百姓大不一样。不仅衣食无忧,日子过得挺滋润,而且身为宰相公子,自然受到不少人的追捧和奉承。只是这位风光的**不能约束自己,又加上眼前没有其父的监督,渐渐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仗着老子的权势威望,胆大妄为,横行乡里,公然犯下了几宗人命案。
杨稷的恶劣行状,所在府县及巡察官员早已耳闻,只是投鼠忌器,不便下手。可杨士奇却蒙在鼓里。于是有人便将杨稷“暴横”乡里的实情告诉他,他听后大吃一惊,旋即又“反疑之”,不相信儿子会犯下如此大罪。照说,既然怀疑此事真假,就应该派人或责成当地官员进行追查,可他却只是写信给儿子,说有人反映你在乡间胡作非为,望你检点自己,“果然,即改之”。言下之意,是说如果真的如此,就不要再犯了。这就像今天某些官员包庇犯事的子女亲属一样,来了一个既往不咎,下不为例,不了了之。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早已劣根成性的杨稷岂是一封书信所能挽救的?杨稷见父亲并无责备之意,更加肆无忌惮,倚势作恶,愈演愈烈,把个四乡八邻闹得沸沸扬扬。
这时,吏部尚书王文瑞风闻此事,建议杨士奇以回乡扫墓为名,借机了解实情,杨士奇这才决定亲往家乡探查。杨稷知道父亲回乡,作了精心布置,他在每个驿站内安排亲信为自己“唱赞歌”,又亲自老远跑到百里之外去迎接。父子相见,杨士奇看到儿子“毡帽油靴,朴讷循理”,一副农民装束,衣着朴素,忠厚老实,极明事理,全不像传闻中的恶煞形象;而且满耳听到的都是别人夸他如何贤明如何友爱的话,心里非常满意。到了儿子家里,见是一片萧条,没有奢华陈设,杨士奇就更放心了。叙谈之中,杨稷谎称自己是为了乡里乡亲讨公道,阻止地方官吏的横行不法,才得罪了他们,遭到诬陷;又说还有人是出于忌恨父亲功名太盛,权势太大,便借故诽谤自己来损害父亲的名声。杨稷巧言令色,一番作秀,杨士奇竟信以为真,还以为儿子受了天大的冤屈。
杨士奇返回京城后,从此便不信其子会有恶行,听到有阿附奉承者夸赞其子的“善”就非常高兴,这样一来,谁还敢对他据实相告?于是“子之恶不复闻矣”,他再也听不到有关他儿子的真实情况了。作为内阁首辅,杨士奇一向贤能廉明,处事待人心如明镜,为什么轮到对自己的儿子就看不清了呢?显然,他是为“溺爱”所蔽,才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出了重大失误。因为溺爱,必然护短,而护短则无异于纵容,如此天平倾斜,又怎么能得出正确的判断?《古穰杂录》上说杨士奇“泥爱其子”,这“泥爱”一词用得极精警,不正表明他爱得一塌糊涂吗?亲子之爱人之常情,但一旦超过道德法律底线,陷入“泥爱”的泥潭,爱到是非不分、善恶颠倒的程度,再明智的人也会变得昏聩糊涂,杨士奇成为一位糊涂父亲,正是“溺”令智昏的结果。
后来,杨稷变本加厉,害了人命数十,民愤极大,朝廷不得不将其逮捕法办。直到杨稷被关入京城大牢,杨士奇才知儿子的确作恶多端,罪不容诛。此时杨士奇已经77岁,风烛残年,如梦方醒,悔恨交加,羞愧难当,可惜为时已晚矣。朝廷见杨士奇病得不能起床,不忍心给他以大的刺激,便来了个“法外开恩”,决定在杨士奇病死后再处决杨稷。一年之后杨士奇一死,杨稷就被绑赴法场,处以斩刑。可以说,杨稷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对杨稷的溺爱和放纵,误子又误己,不能不说是杨士奇一生中最为失败的事。
对今天的为官者而言,不是自己奉公守法、洁身自好就行了,还要管好自己的子女亲属,管好自己的身边人。要知其短,制其短,律之严;不要护其短,纵其短,失之宽。就这一点来看,杨士奇晚年的悲剧堪为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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