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刺默默的听着，他知道脱欢的话儿还没说话，眼下并不是自己说话的时候。

果然脱欢停顿了片刻，继续说道：“可也先并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年少气盛，有野心，有能力，却少了点耐心，这些年也没吃过什么败仗，我怕我死后，瓦刺交给他，他一味的只知道用杀戮，用武力征服天下，那样的天下并不长久，我大元之所以失去了中原就是杀戮太重，夺取天下并非唯有武力，就是这蒙古各部，这些年我，一面又利用军事征讨、封官设治、联姻结盟等手段才使得我瓦刺日益强大么，如今我瓦刺还要统一乞儿吉思、哈密、沙州、罕东、赤斤、兀良哈三卫等，要让他们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又要结好女真各部，使之为其效力，这样一来，我们瓦刺的势力就可东抵朝鲜，西达楚河、塔拉斯河，北括南西伯利亚，南临长城，这才是真正强大的蒙古，而这些也先是不知道的，所以我必须让他吃一次败仗，让他明白这个道理！”

阿刺听到了这儿，轻声叹了声道：”太师对公子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脱欢道：”为了我瓦刺的强大，我只能这么做了，以后我不在了，你就靠你时时提醒他了？“

阿刺立即躬身道：”属下一定竭尽所能！“

脱欢点了点头，缓缓收回目光道：”走吧，天色可不早了，这会儿可汗也该起来了？“

阿刺应了声，看了一眼渐渐升起的太阳，调转马头，两匹良驹立即嘶鸣了一声，迈开了蹄子飞奔而去，不多时两道人影越拉越长……？“

杨峥的府邸里，天井下，朝阳斜照，三个玉一般的人儿各自落了座位，沈艳秋一袭白衣，芊芊素手在琴弦上飞舞，于是优美的曲调随之流淌了出来，琴声空灵动人，落在了众人的耳朵里，仿佛秋天已至，天气渐凉，大雁开始成群结队往南方迁徙。渡黄河，过长江，旷野平沙，芦苇丛丛，常常引来雁阵栖宿。好一幅秋雁戏沙图。

圆桌上杨峥、李嫣儿、小月个子凝神细听，一脸的陶醉，对于这首《平沙落雁》，杨峥并不陌生，前世流传这首曲子是大明的贤王朱权所写，说朱棣靖难成功后，不顾这位十七岁苦苦要求就藩苏州，杭州的要求，硬是将这位王爷的封地弄到了南昌，让十七王爷很是不爽，可人家是皇帝，自己一个没落的王爷也奈何不得，只好将怨恨留在心里，就藩南昌，可心里毕竟是郁闷，这一日恰好听到几声大雁的哀鸣，不知怎么的就引起这位多愁善感的王爷心头的共鸣，朱权立即随着大雁的阵阵鸣唱，微服简出，独自一人悄悄南下，一路从南昌追逐到衡阳。大雁南飞到湘江中游旁的一个小山峰上空时，竟反复盘旋，不再前行。大雁们觉得这里环境优美，气候温暖，不忍再往南飞，便选定在这里过冬。“万里衡阳雁，寻常到此回。”因此，这个小山峰被称为回雁峰，衡阳被雅称“雁城”。回雁峰坐落在衡阳市雁峰区，是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首。山峰的侧旁有座美丽的东洲岛，貌如巨舰，日夜飘浮在奔流的湘江中，绿水滔滔，波光粼粼。秋冬季节，江水消退，小岛的南端便袒露出一方很大的平整沙滩。天气晴朗的时候，大雁们总在回雁峰附近的上空列队飞翔，有时排成人字，有时排成一字，十分壮观。雁儿们飞累了，便降落到东洲岛的沙滩上歇息，好一幅平沙落雁的奇观。

朱权完全沉浸在这平沙落雁的情景里，那“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的壮观与朱权“少年奇才，鸿鹄之志，心如止水，归隐天下”的人生反复碰撞、融和。朱权情景交融，抱琴而立，情不自禁地奋笔疾书，心潮澎湃。当他回过神来的时候，一曲《平沙落雁》已经谱成。朱权兴奋不已，立即抚琴弹奏。曲谱音和韵雅，委婉流畅，隽永清新。《古音正宗》对此曲记叙非常贴切：“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岩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但这毕竟是传说，真正的《平沙落雁》最早的版本载于明代崇祯七年刊印的《古音正宗》。《古音正宗》上记载《平沙落雁》：“盖取其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通体节奏凡三起三落。初弹似鸿雁来宾，极云霄之缥缈，序雁行以和鸣，倏隐倏显，若往若来。其欲落也，回环顾盼，空际盘旋；其将落也。息声斜掠，绕洲三匝，其既落也，此呼彼应，三五成群，飞鸣宿食，得所适情：子母随而雌雄让，亦能品焉。”

按说崇祯七年的时代，正是明朝饱受内忧外患困扰的时代。朱明王朝王祚将尽，天下有识之士无不忧心忡忡。此时刊印《古音正宗》，也许作者另有深意。上面的解题文字意趣昂然，并无半点忧天悯地的情绪在内。也许“借鸿鸪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也”两句，正是中心点题之句，以示儒家倡导的“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

逸士即隐士，指隐居山林的读书人。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易》曰：“天地闭，贤人隐。”从现实急流中退却下来的文人，在山林、田园中找到了最后的栖身之所。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中国历代文人及其作品，受中国隐逸文化影响甚深。逸士虽“处江湖之远”，但社会影响力有时并不弱于“居庙堂之高”者。

最早的隐士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商朝的伊尹曾隐于市肆，周朝的姜尚曾隐于山野。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隐士层出不穷。汉代以后，隐士的身份已经有了明确的定义，一般指那些不与朝廷合作而又具有一定文化影响力的人。三国魏晋时代是隐逸最盛行的时代，士人“以高隐为贵”，诸葛亮、陆机、王猛、谢安等历史名臣都曾有过隐逸的经历。

真正的隐士应该“只钓鲈鱼不钓名”，但是，渐渐地，自魏晋以降，隐逸却有极端化、世俗化的倾向。隐士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钓名”，而且“钓利”。他们把隐逸做为获取名誉和功利的手段。也有的当权者，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刻意逢迎隐逸山林的士人，有的甚至不惜以“假隐”充“高隐”。

《晋书&#8226；列传第六十九》记载，隆安二年，东晋权臣桓玄（桓温之子）发动叛乱，把持了东晋朝政。自魏晋以来历代都有隐士，偏偏当时却一个也没有。桓玄觉得很没面子。为获得礼贤下士的名声，他赶紧派人找来了西晋著名隐士皇甫谧的六世孙皇甫希之。先让皇甫希之隐居山林，由桓玄资助各种费用。然后桓玄下召将皇甫希之征为著作郎，但又指使皇甫希之故意推辞不接受，然后桓玄下召封皇甫希之为“高士”。此事传为举世笑谈，时人戏称这种隐士为“充隐”。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见于唐代刘肃编的《大唐新语&#8226；隐逸》。唐时的卢藏用考中进士后，特地隐居终南山中，但他身在山林，心在朝堂。与当时的朝士交往密切，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授官左拾遗，时人称之为“随驾隐士”。另一个隐士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卢藏用指着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司马承祯慢慢道：“以在下看，这是仕官的捷径啊。”这就是人们所称的“终南捷径”。此时隐逸已成为一条做官捷径了。

士人的隐逸，根据其价值取向，大致可分为儒之隐和道之隐。前者有一定的功利色彩，天下有治则进，天下无道则隐。儒之隐者大都抱有“兼济天下”的抱负。而道之隐则无任何功利目的，通过遁世来使心灵获得最彻底的明澈和宁静。对于那些既有从政经历又有隐逸经历的人来说，其隐逸分为仕前隐和仕后隐，即先隐后仕和先仕后隐。《平沙落雁》所表现的“逸士心胸”中的逸士，虽身处隐逸之地，犹胸怀“鸿鹄之志”，应属于儒之隐和仕前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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