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个寨主？这该是一个什么寨子？”杨峥嘀咕了声，点了点头道：“这一百多人，可有领头的？”

黄福、张本二人见杨峥神色不变，暗暗点了点头心道：“年纪轻轻，竟能做到临危不乱，实属难得啊？“

沈夫人看了看杨峥，又看了看自己的丈夫，轻叹了声，自己的丈夫虽是个武将，临事反而不如一个年纪轻轻的文官，不免让她感到有些丢脸。

“回大人的话儿，这十八寨虽都是寨主，但还有个总寨主？”那侍卫道。

“总寨主？”杨峥一愣，总觉得这话儿颇有几分熟悉的味道，忍不住笑了笑。

这笑意正好落在了王通的眼里，皱了皱眉，两人说话这么久，他还真有些看明白眼前这个年轻人，温和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就是眼下，人家都找上门了，还能笑起来，诧异之余，暗暗嘀咕了声：“这人是不是脑子有毛病了，都这个时候了，还有闲心笑，真不知朝廷是怎么想的，竟派这种不知所谓的人来平定安南，朝廷这回的愿望，怕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总寨主叫什么，如今何在？”杨峥依旧不急不躁的问。

不待那侍卫回话，一旁的王通坐不住了，抢过话儿道：“这总寨主名叫吕同，其祖上便是大名鼎鼎吕凯！“

说起这吕凯可是赫赫有名的人物，秦相吕不韦后裔——吕不韦擅权获罪之时，秦始皇迁其亲族子弟至四川以代之受过，汉武帝拓边置县，复迁吕氏后裔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故以“不韦”作为县名，意在“彰其先人恶”。

至三国时代，吕氏已成为永昌郡中的豪门大姓，吕凯便是其中出类拔萃的济世之才。而当时剧烈动荡的政治风云尤其是雍闿叛蜀这一突发事件则正好为吕凯一展雄才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

雍闿强取郡权图谋受阻，于是改变策略，屡次“移檄永昌”，企图煽动吕凯审时附势，另攀高技。吕凯不为所动，为绝其念，他临池挥毫，昂然复函曰：天降丧乱，奸雄乘衅，天下切齿，万国悲悼，臣妾大小，莫不思竭筋力，肝脑涂地，以除国难。伏维将军世受汉恩，以为当躬聚党众，率先启行，上以报国家，下不负先人，书功竹帛，遗名千载。何期臣仆吴越，背本就末乎？……将军不睹盛衰之纪，成败之符，譬如野火在原，蹈履河冰，火灭冰泮，将何所依附？……若能翻然改图，易迹更步，古人不难追，鄙土何足宰哉！盖闻楚国不恭，齐恒是责；夫差僭号，晋人不长。况臣于非主，谁肯归之邪？窃惟古义，臣无越境之交，是以前后有来无往。重承告示，发愤忘食，故略陈所怀，惟将军察焉。——这，便是颇为后世推重的滇文名篇《答雍阎书》。文风高古，义正辞严，其忠诚不夺之志，凛然难犯之色溢于言表。由于吕凯素来“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在危难关头挺身而出，“执忠绝域，十年有余”，并为保境安民立下了卓越功勋，从而声名显天下。

蜀治建兴三年，请葛亮率军南征，节节胜利。大军尚在疾进途中，雍闿与其同谋越叛首高定发生火并并为其所杀，南中酋领孟获接过叛旗，继续作乱。武侯“七擒七纵”心战告捷，方知边郡永昌在叛潮汹涌的危境之中竟能始终孤悬汉帜并确保了一方平安，不禁由衷感叹：“不意永昌风俗敦直乃尔！”

遂十分倚重吕凯，并上奏刘禅，擢吕凯为新置之云南郡太守，封阳迁亭侯；王抗亦封亭侯，为永昌太守。武侯南征，是云南历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件大事，尤其是他“攻心为上”、抚边恤民的良策的确在边地广布了福泽。或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保山民间至今流传着许多有着“确切”遗迹可证的“孔明故事”。不过据史家考证，武侯南征，并末亲莅保山，而诸多有关孔明的遗迹、轶闻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其真正的“主人翁”不是武侯本人而是他所倚重的阳迁亭侯吕凯。

譬如，今保山城南有诸葛营”(又称汉营)、“诸葛堰”(俗称“大海子”)，其实前者极可能便是吕凯当年保境安民的驻军重地；后者则肯定是吕凯为发展生产“帅厉吏民”修筑的水利灌溉工程。再如有文献说，武侯“深入不毛”，曾“命人教打牛以代刀料”，传播先进的耕作技术，这些善举，保山人至今念念不忘，但究其实，亦当为吕氏所为。新近考古成果表明，“土地沃腴”、“宜五谷蚕桑”的永昌故地到了蜀汉时期，社会经济十分繁荣——汉庄乡汪官营发现的建于蜀汉延熙十六年及其前后的蜀汉古墓群出土的大量陶制冥器：如陶牛、陶狗、陶鸡、陶鸭、陶仓、陶灶等，从一个侧面生动展示了当时保山的社会生活风情：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们衣食足给，安居乐业。

这无疑折射着以吕凯为代表的良吏贤臣注重民生、造福一方的政绩，同时也为吕凯的“恩威并著”于乡里作了个最为直观的注脚。吕凯当了首任云南郡太守后不久，被治下叛乱者所害。由于吕氏深孚民望，其“子孙世为永昌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