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古代帝王，虽为王，却也是人，是人，难免也会犯错误。“罪己诏”本来是帝王们知错改错的好机会，可相当多的帝王们，却拿了它来装点自己，或者只是应急，并不真的要改正，这一来，下“罪己诏”的次数越多，也就越是不把“罪己诏”当回事，“罪己诏”反而成了他们的挡箭牌，所以，越到后来，问题就越严重，以致到了国难不可收拾的地步。

罪己诏最大的好处，是求得人们的理解和谅解，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白居易写的<贺雨>诗，就是一种对帝王的理解和谅解。诗中说的是唐宪宗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冬迄翌年春，持续大旱，帝乃“罪己”求雨，雨降。白居易《贺雨》诗曰：皇帝嗣宝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爞爞。上心念下民，惧岁成灾凶。遂下罪己诏，殷勤告万邦。帝曰予一人，继天承祖宗。忧勤不遑宁，夙夜心忡忡。顺人人心悦，先天天意从。诏下才七日，和气生冲融。凝为油油云，散作习习风。昼夜三日雨，凄凄复濛濛。万心春熙熙，百谷青芃芃。人变愁为喜，岁易俭为丰。乃知王者心，忧乐与众同。蹈舞呼万岁，列贺明庭中。小臣诚愚陋，职忝金銮宫。稽首再三拜，一言献天聪。君以明为圣，臣以直为忠。敢贺有其始，亦愿有其终。

而纵观古代帝王，罪己诏多半会用，且多半是在国事不可收拾的时候用的最多，这一点，朱由检就一个最好的实例。史书上说，明朝皇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罪己诏”没有少下。<明史>中记有五次之多：“冬十月庚辰，下诏罪己，辟居武英殿，减膳撤乐，示与将士同甘苦。”“甲寅，诏天下停刑三年。”第三次，“闰月癸卯，下诏罪己，求直言。”“六月癸亥，诏免直省残破州县三饷及一切常赋二年。”“壬申，下诏罪己。”

如明朝崇祯十年（1637）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内容不在自责，而在自曝官场腐恶内幕：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便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奸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于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

这位崇祯皇帝朱由检，也不怕自家人说他是给自家脸上“抹黑”，更不怕“敌对势力”用来攻击大明的制度设计，而是口无遮拦，来了个“官场**大揭底”。

问题揭露出来了，但他改不了，却又助其发展，及至流贼犯皇陵，帝素服召对廷臣。陈子壮进言：“今日所急，在收人心。宜下罪己诏，激发忠义。”帝纳之。崇祯帝下了“收人心”的“罪己诏”外，仍然是变着花样吃、喝、玩、乐。到李自成进北京时发现，皇库扃钥如故，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两，镌有‘永乐’字”。皇家究竟是超级巨富，国库恁多积蓄，如能早拿来助赈、助饷，尽可少下两次“罪己诏”；而一道又一道的“罪己诏”，最后积攒起来一个总的“罪己诏”，就是在煤山自缢前的遗诏，也算是最后一道“罪己诏”：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谅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死伤百姓一人。

明朝能走到灭亡的一天，实非朱由检一个之过，但是，他作为十七年之君也是难逃其咎的。但他却说：朕非亡国之君，而事事皆亡国之象。

中国古代帝王们的“罪己诏”，除了小范围的对面“口谕”而外，公布于天下的就是诏书了。这类诏书，皇帝本人是不会写的，真正出自皇帝之手称为“诏记”的其实极少，大多为有关阁臣代笔，以玺为信。唐德宗那篇有名的《大赦罪己诏》，是政论大手笔陆贽的杰作；宋徽宗痛骂自己的文字，则出自宇文虚之手。

“罪己诏”毕竟不同于一般诏书，草好了，皇帝赏你；出事了，唯你是问。因为起草“罪己诏”而受益的，明代有许彬。明朝太上皇英宗结束俘虏生涯即将返还，遣彬至宣府奉迎。从俘虏营放出来，毕竟不光彩，得找个台阶下，于是太上皇命许彬书“罪己诏”及谕群臣敕，遣祭土木阵亡官军，由此受到太上皇的赏识。英宗复辟后，便委许彬以重任，“累迁太常少卿，兼翰林待诏，提督四夷馆。”但代笔“罪己诏”并不都像许彬那样受宠，惹来祸端的，张钧算一个。

据史书记载，皇统九年（公元1149年），雷电震坏寝殿，有火入上寝，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代拟“罪己诏”，其中有历代帝皇在“罪己诏”中常用的套话：“顾兹寡昧，眇予小子”。金熙宗听信大臣谗言：“此汉人托文字以詈主上也。”立即将张钧残酷处死。

在古代的典籍里能够找到的“罪己诏”模本，是<尚书>中的<汤诰>和<秦誓>。文字比较详细并且能够作为模本的，是<吕氏春秋>里出现的这句后代“罪己诏”常用的格式语言：“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讲的是商汤罪己的故事。所以，“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据古籍记载：大禹登上帝位后，有一次，无意中看见了犯罪的人，就伤心地哭了起来，左右问其故，禹曰：尧舜之时，民皆用尧舜之心为心，而予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查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在“汤诰”中，汤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后来经附会神化，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周成王平定管叔，蔡叔的叛乱之后，他担心“家国多难不堪忍，又陷困境多烦恼”(<诗经&#8226；周颂&#8226；小毖>)，就反思了祸乱产生的原因并做诗自诫：“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大意是：没人把我来牵扯，祸害拖累自己找)。<尚书&#8226；秦誓>记述了秦穆公也曾在劳师远征惨遭败绩、付出数万将士的性命后，做了“罪己诏”，结语曰：“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提出了一国之君与国家安危的关系：国家有危险，是因为我一人之过；国家安宁，也是因为我的原因。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公元前一七九年，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汉文帝不同意，就颁“诏”说：“朕既不德……”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是更加加重了我的不道德。同年冬天，汉文帝又下了一个“罪己诏”。此后，罪己诏一直都被延续了下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有二十五史，翻开二十五史，从中找古代帝王“罪己诏”的资料还是不少，除<二十五史>的帝王本纪之外，还有《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长编补遗》、《续资治通鉴》，以及宋代的<册府元龟>，明实录，清实录，清朝的东华录和历代的记事本等等。

有位叫萧瀚的学者，在唐太宗全集中就找到了二十八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在“二十五史”中找到了二百六十份“罪己诏”，另外还有四份，一份是汉武帝著名的“轮台诏”，两份是崇祯皇帝的“罪己诏”，还有一份就是袁世凯的撤消帝制的总统令。如果包括袁世凯在内的话，在中国历史上，总共有八十九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最早的一份是汉文帝在公元前一七九年下的，最后一份是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下的，整个时间跨度为两千零八十五年。如果以“二十五史”为限的话，那么最后一份“罪己诏”颁布的时间应为一**五年五月二日，时间跨度是两千零七十四年，平均八年就下有一份罪己诏。

各朝下“罪己诏”的皇帝数量分别是：汉代十五位、若包括吕后的话，两汉有二十四位皇帝，其中有十五位下过“罪己诏”；接下来三国有一位，就是魏文帝；再有吴国两位、两晋七位、南朝十四位、北朝一位、隋朝一位、唐朝八位、五代六位、宋代七位、辽代一位、金代一位、元朝四位、明朝三位、清朝八位。如果按所占比例来算的话，清朝比例最高：十个皇帝有八个下过“罪己诏”。

之所以频繁的下罪己诏，说到底是还是罪己诏的作用很明显，，它是中国古代帝王对灾难和过错的反省、自检，有它的积极作用，一来表达了他们为了国家和人民，愿意把事情办好的愿望；二来笼络人心，造成一个团结一心的局面。所以历朝历代的地方为了获取一些人心，造成这种局面，都会玩这种文字，当然了，文字玩多了，未必会真有用，得民心者得天下能被传唱千年，并不是没有他的道理，我在文中让黎利用罪己诏，就是这个道理，人心失了，再好的罪己诏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并不能挽救颓废的局势！

隔壁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