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便是此意。正是如此，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礼的运用，大明也不例外，无论是朱元璋、建文帝，还是后来的朱棣莫不是坚信“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从大明之初，洪武爷就定下以“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秩序，而要维护这个准则，自是以朝廷的礼部为行为准则了，这也是礼部为六部之中第二大衙门了，甚至威势时，一跃成为第一衙门。

而从永乐初年开始，朝廷能进入内阁礼部从来是作为首要人选，正是朝廷位置如此重要，朝廷不知多少人想挤破脑袋往礼部这个衙门挤，哪怕是来打酱油也好，重要肯熬，未必没有入阁的机会。

杨士奇明仁宗即位后，得以升任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他毕竟是个做大事的人，进入礼部后有意做一番大事，可侍郎能做的除了考吉、嘉、军、宾、凶五礼之用外，还有就是管理全国学校事务及科举考试及藩属和外国之往来事。当时天下大定，加上西洋之行罢黜，礼部并没有太多的事情要做，但他的性子就是坐不住的人，从一叠叠的文书中，愣是找出了不少事情来做，这件事就是整理宗人府。

明初设大宗正院，洪武二十二年改称宗人府，其长官为宗人令，此职为亲王担任。但后来，以元勋外戚大臣兼领宗人府的事情，不专门设官，宗人府又归于礼部管理，而它所管辖的事都移交给礼部即其后事权归于礼部。

事实上这是一件得罪的事情，谁都知道宗人府是管理皇家宗室事务的机构。掌管皇帝九族的宗族名册，按时撰写帝王族谱，记录宗室子女嫡庶、名字、封号、世袭爵位、生死时间、婚嫁、谥号安葬的事。凡是宗室陈述请求，替他们向皇帝报告，引进贤才能人，记录罪责过失。职掌收发文件、管理宗室内部诸事、登记黄册、红册、圈禁罪犯及教育宗室子弟。里面住着的不是王爷就是皇子，真正的皇亲国戚，这些人在大明朝经过靖难后，虽没什么权力，可毕竟是tai祖子孙，又有王爷的头衔，架子不可谓不大，脾气不可谓不大，火气也不会少，所以若没些胆量的人，绝不会去轻易碰这个烫手山芋。

但杨士奇不怕，当年面对朱棣、汉王的时候都不曾怕过，更何况这些早已没了虎气的老虎，整个礼部就他这吏部侍郎去统计这些宗人府的人数，以及那些礼部该记录的档案。

在统计的过程中，他发现虽说从建文帝登基后，就迫不及待的削藩，到朱棣登基后同样削藩，这些王爷兵权是没了，可日子过得更舒坦了，由于洪武一朝，洪武爷他老人家对自己儿子的溺爱，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要不造反，基本要什么给什么。诸子哪怕胡乱杀人、暴虐乡里，父皇也都能选择性的遗忘。

这些人经过永乐一朝的繁衍，宗室人数已经是开国时的好几千倍了，这些人按照规制，皇子封亲王，授以金宝、金册，亲王子封郡王，授以镀金银印、银册。亲王万石，郡王二千石，镇国将军千石，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以二百石递减，辅国中尉、奉国中尉以百石递减，公主及驸马二千石，郡王及仪宾八百石，县主、郡君及仪宾以二百石递减，县君、乡君及仪宾以百石递减。自后为永制，可谓是不愁吃，不愁喝，但洪武爷忘算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繁衍速度，从洪武至永乐末年，这些皇室宗亲繁衍的子孙已经大得吓死人，按照标准，朝廷根本负担不起，所以遇到天灾年月，朝廷都不够用，谁还能顾得上这些龙子龙孙呢，就算年月好的时候，也有贡米拖欠的时候，更别说朝廷那些言官、御史没事盯着这些龙子龙孙，偶尔上几道奏折，骂几声，他们的日子就更惨，皇帝一时愤怒少不了打压，除去藩王之位，犯了罪也会被直接贬为庶民除藩，而子孙明明可以继承王位的也会拖上一年两年，而户部则以手续不全，对不起俸禄不能领，所以洪武爷留下的龙子龙孙日子过得并不太顺。

由于宗室受封人数不断增加，禄米成为明政府的沉重负担。藩王为了生存，也竞相非法占田，少者几千顷，多者数万顷，减少了朝廷的赋税收入，激化了社会矛盾，当然这也只是少数胆大的藩王，更多的藩王已沦为贫困户，他们的要求也十分的简单，弛松藩禁、请田联自给、试官自效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王爷无论是什么，对皇帝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尤其是成祖就是以藩王登基为帝的，所以后来继任者，不管是愿意不愿意，对于藩王多少都监视为主，如此一来，放也不能放，给吃的又嫌多，府上人数却不少，这样一来，许多藩王的日子并不好过，他们许多人在外面偷偷干些小营生，很多人甚至好多年都不曾添置衣物，许多人甚至为了多领一份俸禄，拼命的添置人口，跟多的则是紧着银子过日子，说他们是龙子龙孙不假，可日子有时候未必比得过普通老百姓！

正是这份经历，让杨士奇记忆犹新，往日大明藩王多半锦衣玉食，耀武扬威的形象在他脑海里彻底崩塌，为此他还上书朝廷，言天下藩王之弊，他先言宗室繁衍，岁禄不继，宗藩禄米所支比过去多出数百倍，朝廷不堪重负，然后结合诸藩王的心声，拟出“推恩令”，把亲王的宗禄取消折钞，以银两、粮食如数发放；其下的郡王、亲王庶子、郡王世子都不能全数照发，要拉开档次，让他们逐渐走向自食其力。对于这些不能世袭罔替的皇亲来说，最具诱惑力的，还是可传承的王爵。新的《宗藩条例》中，保证了所有的郡王都能为子孙保存王位，王庶子也可以获得王爵。但宗禄就分层次啦：六十岁以上者全额发给，之后每小十岁便减两成，直至四成，以让年迈者有所养，年轻力壮者自食其力，置于其中者，则两者结合。这样宗藩们接受起来便不那么困难了，但随之而来的是仁宗皇帝的去世，皇太子忙着登基，跟着汉王之乱，这事儿就一直如拖了下来，一来二去，谁也在意，而朝廷自新皇帝登基后，既懂得怎样授权，也知道如何行使领导权。他在作出一项决定前常常采纳他们的意见，而且倾向于接受或支持大学士和大臣们的建议。当出现危机时，这位年轻的皇帝行动是果断和负责的，如在朱高煦的起事和需要作出从安南的最后决定时就是如此。此外，他深切地关心公正的施政。虽然他在对待失职的官员时是严厉的，但除了惩罚宦官外，他很少判处死刑。他常常主持重要的审判。他一贯命令复审严重的刑事案件，而这样的再审理在他统治时期使数千名无辜者获释。

总之，宣德的前五年的统治是大明中一个了不起的时期，那时没有压倒一切的外来的或内部的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政策方面的重大争论。朝廷有序的运作，短短五年光阴，大明奇迹般的从永乐末年破败中恢复了过来，并重新散发新的活力，百姓安居乐业，朝政清明，就是那些往日拖欠，打压的王爷们的日子也过了舒坦了，他们的贡米，俸禄没有拖欠，诞下的皇子也顺利入册，得到了朝廷认可，舒坦的生活早已让他们忘记了昔日的困苦，自谋生路的话儿也没再提起，往日背着祖宗规矩，做些小买卖，小生意，起早贪黑的王爷们，将这份苦楚，似乎就这么忘了，他们忘了，杨士奇可没忘。他深知靠着自己眼下的官职，虽为大明首辅，但想要动皇室宗亲，除非他们自愿，否则是动不得他们分毫的，tai祖规矩如一座大山一样，挡在他们的面前，让他动弹不得，既是动弹不得，那就安抚为主，而下西洋的宝物十分之一归为皇室，并非皇帝一个人，实则是洪武爷的龙子龙孙，算起来并不算太多，当然了也不太少。

杨士奇说了半天，已是口干舌燥，见桌上有一杯茶汤，端起来一仰头喝了干净，才重重吐了口气，道：“勉仁，我这么做，你现在总该明白了吧？”

杨荣本就是个聪明人，其实杨士奇说到一半的时候，他差不多就明白了，明朝对宗室的管理，总的来说，在洪武时期较为宽松，永乐之后渐趋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