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林摆手说：“你那烟没劲儿，我抽不惯。”没有接香烟，继续往烟袋的铜烟锅儿里装着烟叶末，一边装烟末一边笑着说，“你岁数也不小了，二十九了吧？”

“二十八啦。”

“哦，我说的是虚岁，咱家里都说虚岁。你走了八九年了吧？”

“八年多了。”

“听说你在部队干的不错，当了官儿，管着不少人吧？”

“当连长，我们连一百多人。”

“还是部队里出息人啊！”

李民强瞅着大片的果园，感叹地说：“我走时，果树还哪么小，现在都成大树了。”

杨树林也抬头望着果树笑着说：“桃三杏四梨五年，枣子当年便还钱。你走了这么多年果树能不长高嘛！每年摘不少果子哩。”

“这片果树每年收入不少钱吧？”

杨树林叹了一口气：“咳，收的果子倒不少，可卖不了多少钱，好苹果才几毛钱一斤，梨就更便宜啦。”

“是到城里卖吗？”

“城里咱没有认识人，又没有运输工具，自个用车拉着到集市上卖，可五天才有一个集，卖不了多少，大部分是靠二道贩子来收购。可收购的人来了拼命压价，咱又不能不卖，只好给钱就卖，就是这样还有许多烂掉了，多心痛啊！咳，没办法。”老人摇了摇头。

“村干部不帮着想想别的办法？”

“果树园子都分给了个人，各打各的小算盘儿，人心不齐，意见不一致，干部能有啥办法！不光水果不好卖，前几年镇上把棉站和粮站取消后，就是棉花和粮食也是靠外地的二道贩子来收购，咱辛辛苦苦一年也拿不到多少钱，钱都让二道贩子赚走了，咱可吃亏大发了。”

“地里庄稼收成好吗？”

杨树林边在鞋底上磕着烟袋的烟灰边说：“收成不了多少。你没走时村西打的那两口深水井，已经用了多年，再加上咱这儿水位下沉，经常抽不上水来，再说井这么少也不够用啊！基本上还是靠天吃饭。收成有时好，有时坏，好年景还能解决吃饭问题，咱庄稼人要求不高，好赖能填饱肚子就行，要是赶上坏年景那日子就不好过了。”

“村里不能多打几口井吗？”

“现在地都分给了个人，哪还有人想打井的事？再说村里也没有钱打井啊！”

“村里没搞副业挣点儿钱吗？”

“搞了，有个玻璃钢厂，还能挣个钱，可前几年厂子承包给了个人，村里也就捞不到多少钱了。咱村里这几年也有了些变化，去年年底省里扶贫，搞亮化工程，免费给咱们村的大街上安了路灯，晚上出门方便多了。生活比原先好了，可还是个贫困村，不少人还在靠政府救济生活着。”

“是吗？”

“可不是哩。你看人家北孙庄，地没有咱村多，也没有这么多果树，可人家搞得红红火火，几乎家家都用上了手扶拖拉机，骑上了电动车，小青年们手里还拿上了手机，谁瞧着不眼馋？人人头上顶块天，为啥人家搞得好咱就不行哩？难道咱沙岗村人天生就是命里穷吗？不是！有句老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是人家干部领导的好啊！”

“现在还是庆林叔在村里当书记吗？”

“是庆林在村里主事儿，可他这些年有些变了，顾上不顾下，只是应酬上边的事儿，管老百姓的事儿少了，经常和一些人吃吃喝喝。酒盅虽小淹死人，筷子虽细打断腰啊！他的群众威信一天不如一天了。再说庆林年纪也大了，这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去年又得了腰腿病经常跑医院，基本顾不上村里的事儿了。现在村里的事儿是大田这个村主任撑着。大田倒也肯干，可就是文化低，遇事儿光发脾气想不出啥招儿来；副书记王文思倒有点儿文化，点子也有，可就是光算计自个那点儿事，是个没利不早起的主。一人一条心穷断骨头筋，班子里几个人各怀心眼儿，尿不到一个壶里，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咋能搞好！谁都知道火车跑得快靠车头带，百姓致富要靠好干部。咳，咱村里缺少有本事、能为百姓办成事的人啊！”杨树林说到这，抬起头问：“强子，这次回来多住些日子呀？”

“我已经转业，离开部队了。”

杨树林脸上露出了笑容，问：“回咱村里了？”

“没有。被分配到县公安局了。”

杨树林失望了，沉思着说：“公安局工作不赖，是吃官饭儿的。”

这时两个年轻人背着行李说笑着在旁边的公路上走着。

李民强问：“二爷，他们是干啥去啊？”

杨树林抬头瞅了瞅，叹了口气说：“那是百盛家的大儿子和董三家的二小子，准是到外边打工去呗。在家辛辛苦苦一年又收成不了多少，年轻人都不想在家种地，出去找出路挣点儿钱，回来好盖房娶个媳妇。咱这村穷，栓不住人啊！”

这时，羊跑远了，老人站起来说：“羊跑远了，你先坐着，我得把它们赶回来。”

李民强抬头看了看太阳，已经快当头了，便说：“二爷，快中午了，您该回家吃午饭了，我走了，回家咱们再细唠吧。”

杨树林边走便回答：“好嘞！”

李民强刚离开杨树林，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一把铁锨，在离他不远的地方，边走边用眼瞅着他。

李民强认出来了，是穆有林，他比民强大五岁：“有林哥！”

穆有林站住定睛一看，也认出来了，高兴地说：“民强！是你呀，我还当是谁哩！”

两人急步相迎，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听说你在部队干的不错呀！”穆有林高兴地说。

“马马虎虎。”

“都当军官了咋还能说马马虎虎哩，你可为咱们村争光了。”

“你挺忙的吧？”

“瞎忙呗。”

“咋是瞎忙哩，有劳必有得嘛！”

“话是这么说，在咱这村里，辛辛苦苦干一年，不白辛苦就不错了。我是没办法的事儿，要不是我娘年纪大了多病，早就出去打工了，在外边干啥都比在农村种地强。你熬出来了，离开咱这个穷村了。”

“常言说‘千买卖万生意，不如村前十亩地’咋能不爱种地哩。”

“你这是老话了，现在谁还愿种地啊！咱村的年轻人都快走光了，就剩下一些老胳膊老腿的在家守着，有人编了一句顺口溜，‘门前拴着一条狗，屋里住着老两口’。村子里连一点儿生气都没有。”

“是吗？”

“那可不。”

“光靠老人哪地咋种的过来啊！”

“说的就是哩！谷子地里的草长得比谷苗子还高，还有一些地就这么荒着不种了。”

“为啥？”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嘛！种子、农药、化肥一年一个价，噌噌地猛往上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一年，刨去成本剩不了仨瓜俩枣。这还得是赶上好年景，要是遇到天旱那就更惨了。咱村太穷，光靠种地小伙子连媳妇都娶不上。都觉得在农村没啥奔头，所以都想着法子往外跑。”

“穷是可以改变的啊！”

穆有林把头一摇说：“改变，咋改变？我看没戏。政府号召改革开放，搞活经济，振兴农村这么多年，咱村里也没啥大变化，还是穷村一个。”

“听说有的村搞得不错嘛！”

“咱咋跟人家比呀！人家富靠的是多种经营，光靠土里刨食儿，啥时候也富不起来。”

“咱村也可以多种经营呀。”

“也想搞，可一家一户的咋搞？”

“村里集体搞呀。”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干部。咱村当官的，根本不是干实事儿的人！就知道护着自己那顶乌纱帽吃吃喝喝拿补贴，哪关心老百姓的苦和累！就说这水果吧，到时候卖不出去，大家伙儿愁的睡不着觉，村里哪个当官的过问过？都是自己找门路，只能伸着脖子让二道贩子宰，要不就烂在家里。”

李民强见穆有林有些激动了，便转话题问：“你这是干啥去呀？”

穆有林叹了一口气，说：“前几天村里丢了几棵大杨树，我出来转着看看。”

“那你赶紧去吧，回来咱们再聊。”

“行！你赶紧回家吧，百旺叔见你回来不知多高兴哩！”

“咱们等会儿见。”

“等会儿见。”

李民强刚走到村边，看见一位老人，右手拄着一根木棍，低着头弯着腰从胡同里走出来，他认出来了，迎上去喊道：“大伯，您好吧！”

王文昌听见喊声抬起头一看，笑眯眯地望着李民强问：“你是强子吧，回来啦？”

“啊！回来啦！”

李民强望着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凄楚的目光。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干瘦的左手提着一个破塑料袋。

“孩子，快回家吧，外面挺冷的。”王文昌笑眯眯地说。

“我不冷。大伯，您这是干啥去啊？”

“年纪大了，干不了活了，出来转转，捡点儿别人扔的东西，换钱买点儿油盐啥的。”

李民强瞅着塑料袋里的几个饮料瓶子和一个啤酒瓶子心酸了，泪珠在他眼里滚动着，低声说：“这能卖几个钱？”

“一个瓶子能卖五分钱哩。”

李民强从兜里掏出二百块钱，塞到王文昌干瘦的手里说：“大伯，快回家吧，别捡了。”

王文昌愣住了，推让着说：“强子，我咋能要你的钱哩？”

“大伯，你不要捡了，快回家吧。”说完转身走开了。

王文昌望着离开的李民强，高喊了一声：“强子！”热泪在他那干瘦的，布满皱纹的脸上淌着。

李民强没有回头，他的心在流泪，不，在流血！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老人还过着这样的苦日子，他咋不心里难受哩。

对于王文昌李民强是很熟悉的，他七十多岁了。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有公社那会儿也曾当过生产小队的队长，他唯一的儿子夏天在沙河里洗澡淹死了，后来老伴也因病去世了，李民强当兵前他就孤身一人过日子。

李民强的脚步放慢了，心里很不平静：李民顺因为穷娶不上媳妇；杨树林老人对村里发展很不满意；穆有林这样勤劳的人都不想在家种地；王文昌靠在村里捡废品换油盐。这些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边走边思索着：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国家给了这么好的政策，沙岗村咋还是这样穷哩？沙岗村有这么好的自然条件，为啥就没有走上富裕之路哩？年轻人往外跑不种地，土地荒废着是多大的浪费？前辈们为了土地流了多少血，多少人献出了生命，不种好地对得住他们吗？沙岗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应该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我爱这块土地，爱这里的乡亲，我不能看着沙岗村的乡亲们受穷！使沙岗村富起来，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也有我的责任！路是人走出来的，只要奋斗，就不信沙岗村富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