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人喜欢一手拿圣经，一手拔刀剑，将自己“商人”、“传教士”兼“强盗”三位一体的身份表现得淋漓尽致，喜欢强买强卖。这一点可以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老牌殖民者的所作所为看出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朝贡使者北上觐见，往来须时数月，而留在广州等候的超额随同人员及商人，由于“衣服诡异”，竟引起广州城百姓“老稚咸竞观之。”这当然就威胁到了地方上的秩序及管理，不得不面对之。

这些來自西洋的外国商人以“朝贡”之名前来中国广州贸易，同时也增加明朝在广州地方的收入。以及繁荣了民间的贸易，使地方很经济明显的有所改善。而所谓“椒木、铜鼓、戒指、宝石溢于库，市番货甚贱，贫民承令博买，多致富。“这就是最好的说明，因为连平民百姓都敢于囤积居奇并转手倒卖以获利了。

由于到广州城的外国船越来越多，使得管理及秩序不可避免的出现问题，比如西洋人中的水手们长期航行在海上被“性压抑”折磨，除了用“绵羊的屁股”来代替“女人的臀部”以释放性欲之外，每到一个地方靠岸后，除了公开叫自己的卖商品便是组队嫖娼，而且出手阔绰，让青楼老鸨爱不释手，却苦了各位“姑娘”。

于是，除了快速传播“杨梅大疮”和“花柳病”（梅毒）之外，很多“性暴力案件”和绑架当地民间女子案件频发，并进一步引发了西洋番鬼和当地民众只见的矛盾，结果影响到广州城防务，给官府治理带来压力。

于是，为了安上的考量，明朝官府规定外国船只必须安排在珠江口沿岸进行贸易，也就是“泊六湾”“贸货海口”的现象，未经明朝当地官府允许，外国货船不得沿着珠江逆流而上随意登岸与当地百姓买卖。

当时，占城古来国王率船队企图闯入广州上京投诉，更加强了广州当局对珠江河口的管理，相信此时不是正常的朝贡使团已不被允许进入广州。于是，很多外国客商甚至使者们觉得明朝官府越来越霸道了。

到了弘治时期(西元1488年——西元1505年)，外国船只在珠江沿海湾停泊的范围一直在扩大，从珠江西海岸的“新宁”到东海岸的“鸡栖”，都是夷船停泊的湾澳。这使得“贸货海口”的活动持续地快速发展着。

不过，“屯门澳”的海域应是最热闹的湾泊地点，因为在海湾里贸易的外国人，大多”先年率无定居“。

贸易完成后，这些外国商人便得坐船离开，等待下次贸易季节再来。但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贸易形态应是“船船贸易”，即当外国船抵达抛锚后，由明朝的中国官员随即登船检查并进行抽税，此乃“惯例”。

之后，则是由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再进行船对船的贸易，也就是双方“以货易货”的所谓“公平买卖”了。

因此，在外国船湾泊的海澳并无码头或仓库等设施，而外国商人也不必上岸便可满足贸易所需。这是广东地方官员规定的，且对外国贸易船进行抽税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初期的抽税可能由官僚随意决定。

这些收入将成为地方官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地方官僚也会利用职权收受利益或中饱私囊。不过，这种未经明朝中央朝廷认可的行为，必然会惹来关注，毕竟东、西二厂的“锦衣卫”们眼睛雪亮着呢。

到了正德年间，外贸抽分制日趋规范化，可以说是明朝中央与地方共同瓜分了海上贸易利益的结果。而关于“抽分制度化”疑似与大太监刘瑾当权颇有关系，毕竟作为明朝的“大内总管”，掌控着东、西二厂。

到了正德二年(西元1507年)十月，“大内总管”刘瑾差遣“司礼少监”常彬同“科道官员”到广东查帐。当时，梧州盐粮、军赏值白银407000两，“广东布政司”库贮白银3704000两，即共有银7801000两。而总督两广军务的“右都御使”陈金奏请量留以备急用。“正德三年(西元1508年)，武宗有旨：“止解五十万两入京”。

但是，当“太监”常彬将粮银二十八万两押解运抵北京时，竟奏说“广东库贮银，视前多二十七万。”因此，刘瑾再度命常彬“于已解之外，仍解五十万两。”也就是说，大太监把广东部的粮银储备数上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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