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周,玄青和一干政务人员携带文书匆匆赶来，池迟归和空易以商务来访的身份进入了自由民主联合国境内。

接待他们的人比边防客气很多，从口岸到接待处的路上也很妥帖,但街道上处处的标语和匆促行人却无一不在彰显一件事：自由民主联合国确实已经在发动群众。

因为这么一遭折腾，空易和玄青得留下来应对场面,池迟归则自己出门。

身为自由民主联合国的本地人,她受到的监管相对来说还算少,至少独自出门坐公交车的时候没有人跳出来拦着她。

虽然已经离开了两年，自由民主联合国的街道和之前却相差不多，池迟归转了两趟车到了福利院,总算是又见到了院长妈妈。

俩人一见面，院长妈妈就先掏出来一本账本，池迟归看她临走前院里的一万块钱花到了哪里。

那账本记得非常详细，小到花五毛钱学生买了两只曲别针缝补校服都记得清清楚楚。

池迟归第一反应是，这点小钱也值得记一次？

再转念一想，却觉得该是这样。

院长妈妈拿着有限的政府救助把他们这一福利院的孩子养大，别的不说，精打细算的功夫肯定是很深的。

这么说起来，池迟归记账的习惯其实也是受了她的熏陶。

她们俩说了会话,院长妈妈又叫了个小少年来。

小少年叫李稳，就是院长妈妈信上说的那个考上了行初国立大学的。

池迟归记得他,比她小两岁，话很少，只闷头读书。

李稳在物理方面非常有建树，去年冬天参加冬令营竞赛拿了金奖,考试成绩也不错，算上加分刚好能上行初国立大学。

说到这,院长妈妈拉着池迟归的手，反复说：“多亏了你啊。”

池迟归一问才知道，参加冬令营光来回路费就要800多，李稳本来不想去的——是院长妈妈说，池迟归当初的一万块钱还剩下小一千呢，把这笔钱掏了出来让他去参加。

要是没有这个加分，李稳可能上不去行初国立大学了，要在自由民主联合国本地念二本。

“怎么会？”池迟归觉得奇怪：“不是过600就能出去吗，阶梯志愿那么多，除非你第二个志愿就录了本地学校，不然不至于啊。”

院长妈妈摆摆手：“今年都变喽。”

在往年，自由民主联合国的学生在录取大学这件事上和行初国学生还是一样的（除了不能报考行初大学），只要过了600分，他们自然就能在录取分数榜上论资排辈，跟行初国本土学生比上比下争个好学校。

可是今年，这些学校都采用了“名额”制度，自由民主联合国分配定额的招生名额，却不事先提醒也不公告。

等到考试结束出了成绩，今年参加考试的3000多自由民主联合国的学生里，分数上了600的有400多个。

真录取结束了，好多学生还是阶梯志愿填报的，第一阶梯前五个志愿在首都高校里轮了一圈，名额满了落空了，硬是打回来到第二阶梯了。

据李稳说，光是他们学校里，上了600分却最后落到了本地二本的学生就二十来个。

就很离谱。

池迟归对于学校的招生政策再不了解，也知道这绝对是不对劲的。

但是她也说不出个1234来，更不想让两个人担忧，只能告诉李稳，找个合适的时机提前离开自由民主联合国——按照现在的局势来说，她甚至有点担心到了该上学的时候他反而出不去了。

离开了福利院，池迟归先去学校看了看。

此时已经是暑假，学校也关了门空荡荡的，只是往年贴在大门口的喜报今年不见踪影，整个学校都有点萧索的感觉。

商业街上的店铺也开的七七八八，行人寥寥。

记忆里穿行在这条街上，两边经常放的各类音乐都取消了。

往年这时候最流行的升学摆酒活动好像也没了。

池迟归又路过一个写着【戮力同心，共克时艰】的标语，上了楼梯发现丽姐的儿童乐园也关张了。

她只好又慢吞吞的回到接待的酒店。

这次回来，她感觉一切都和之前所见太过不同，让她的心里仿佛有着一团乱麻绞缠个不停。晚上和空易说起这件事，空易她带来了另一个消息：“双方交恶始于一车物资。”

1月底，正要过年的时候，潞城边防截获了一车发往自由民主联合国的货运火车，车上载满了陈粮、各类副食品和生活必需品。

经过查税，他们发现这辆货车上的货物是以远远低于市场价（甚至到了亏本的程度）卖自由民主联合国的。

最初边防以偷税漏税名目把事情转交了经济税务局。

没想到连着拔出萝卜带着泥，发现了五家公司在持续十年的时间里陆陆续续以超低价卖自由民主联合国的超过四十万桩交易。

偷税漏税变走私。

这五家公司自然是不承认的，他们自称主理人是在自由民主联合国长大的，从小受家乡父老关照，因此有所成就后也报答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