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实学”怎么就和陆王心学严重对立，甚至于还让高务实认为这个矛盾不可调和了呢？

因为陆王心学其实也是实学出身，至少在其早期，它也是实学这个大体系下的一部分，即所谓的“道德实学”。

或许有人会奇怪，陆王心学走到今天，不是早已经开始虚无主义了吗？怎么它居然还是一种实学？

而且，既然它也是实学的分支，高务实又为何反而觉得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了呢？

这些问题还真是有些源远流长，不是一句话能总结清楚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心学”是指宋明理学中主张以人的心性作为宇宙万物本原的学术流派。

心学发端于儒学内部“思孟”一系的对人主观能动精神的弘扬，如孟子所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万物皆因人而存在，只要是能够自返本心，依推己及人的“恕道”而行，就是一个道德上的“仁人”。

孟子又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通过自返本心，就可以了解人性，通过洞识人性，又可以获得天理。

当然这里特别要说明一点，儒学所言之天理，主要就道德修养的终极依据而言，而并非西洋哲学视野中与人的主观世界相对峙的客观规律。

陆王心学的“陆”即陆九渊，他继承了孟子内向型的治学思路，他指出：“是诚之者人之道也，由大化而化则为圣，而入于不可知之之神，是诚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实学，可渐进而训至者。”

他认为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求知理路，完全是为了突出儒家“忠恕之道”的道德修养“实学”。

所以他也学着孟子的口吻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其目的，都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学者只知在书本上钻研，在名物上考索，却不知在自家修养上下功夫。

他又说：“古人以义制事，以礼制心，亦用制字，其言多少特达，全无议论辞说蹊迳，盖古人皆实学，后人未免有辞说之累。”

陆九渊的心学，是为了反对当时因科举考试而形成的，将儒家经典当成进身之阶，而全不落实于道德修养之实，从而导致社会风气腐化的不良学风。

同时，陆九渊的心学，也有反对佛、老虚玄之风的倾向，在反对佛老出世主义的虚玄倾向上，心学、理学、气学是完全一致的。

陆九渊指出：“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古人自得之，故有其实。言理则是实理，言事则是实事，德则实德，行则实行。”

儒家之理与佛老之理相比，是儒家不追求什么彼岸，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此岸世界的宗常上。对此陆九渊便说：“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常典，谓之彝伦，盖天下所共有，斯民之所日用。”

“别有妙道”即指佛老之道，尽管佛老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也具有“阴翊王化”的作用，但是毕竟不能成为国家的主导文化。

陆九渊说：“此理(儒家文化)乃宇宙所固有，岂可言无？若以为无，则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矣。”这是从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立场出发。

陆九渊强调人们不仅要明“实理”，而且还要重视“实行”。他说：“宇宙间自有实理，所贵乎学者，为能明此理耳。此理苟明，则自有实行，有实学。”

学习的目的，一定要落实到道德践履上，否则就是欺世盗名的“虚学”，他曾不止一次地表明，学者应当“明实理，做实事”，“一意实学，不事空言。”

因此朱熹也曾经赞扬陆九渊的治学精神，说：“子静之门，躬行皆有可观。”

可见陆九渊时期的心学，是一种典型的“道德实学”，其出发点是为了纠正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以来，由于佛教、道教的大发展造成的士大夫阶层过分关注彼岸世界，轻忽现实伦常的“虚玄”倾向。也是为了纠正士人只关注儒家圣贤的经籍，忽视个人道德修养的劣习。

说了陆，自然要说王。王阳明是明朝中叶的思想家，与张载、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创立学说的思想家一样，他们提出一家之言，都是为了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并且因为有一定的实效才能够在历史上流传。如果是主观主义、脱离实际的学说，早已被历史发展的大潮淹没了。

不过，每一个时代的思想家所面临的历史课题不同，故他们所反对、所提倡的学说性质也不尽相同。

王阳明所面对的历史问题是：朱熹的理学已经被钦定为官方哲学，是对儒家经典的权威解释，是国家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

众所周知，在中国的封建制度下，每一个学者都会面对这样一种历史的悲剧：他的学说如果不被官方接受，就不可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从而产生实际的影响；而他的学说一旦被官方接受，则立即凝固、僵化、丧失面对不断发展的生活现实，以及不断调整、改造、发展的生命力。

这是政治意识形态相对稳定的特性，与学术思想不断变化的性质的内在矛盾决定，朱熹的理学也是如此。

王阳明的青年时代与那个时期大多数学子一样，也是笃信程朱理学的，“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但是，循着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路，王阳明在“竹子”上并没有格出天理，从此他转向陆九渊的心学。

他说：“乃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

王阳明继承了孟子“万物皆备于我”，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心学传统，将人的主体意识与万物联系起来，认为格物不是格外部的客观事物，而是格人心中的万物影像。

所以他又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

由此，王阳明得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结论。

关于王阳明与朱熹学理上的关系，后世国内外的学者研究甚多，此处不多赘述。总之，王阳明走上反对程朱理学的道路，除了学理上的原因，更多的还有现实考虑，就是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科举教材以后，日益走上了凝固、僵化之路。

他批评当时的社会风气说：“从册子上钻研，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拟。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

当时许多士人将程朱理学当成升官、发财的敲门砖，而忽视了程朱理学道德修养的意义，所以完全违背了程朱理学纠正人心，改良社会的初衷，反而导致理学出现严重的“虚伪化”。而王阳明弘扬“知行合一”的心学旗帜，根本目的就是要恢复儒家“内圣外王”的经世致用传统。

从内圣的角度讲，他的“吾心”、“良知”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实理”。他说：“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实理流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