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直接从“词臣”或者说“史官”选拔入阁的方式,显然重视的是秘书性职责,“盖朝廷用入阁者皆出翰林,翰林之选文字而已,非尝考其行也”。
这与六部尚书选拔注重行政能力是截然不同的,这时期的六部尚书中像何文渊、王翱、李秉等都是经过地方与中枢的行政历练,从知府、推官等地方官升迁至中枢后,累迁至尚书之职的。
刚才曾说,如果按照过去的规矩,高务实做了户部尚书,基本就绝了入阁的路,这和早几年高务实外任广西巡按时被很多人看衰是同一个道理,这是有例子的。
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曾担任过吏部尚书的王直,他的仕宦经历充分体现了内阁与六部尚书的制衡性。
王直,江西泰和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庶吉士并“事文渊阁”。他也是内阁成立以来第一批选拔入阁观政学习的新科进士。最终三年考满之时,王直得以继续留任内阁,“俾属草”。
当然严格意义上讲,王直并非真正的阁臣,没有殿阁大学士的名与实,仅可以看成是阁臣的候补。
王直的内阁生涯一直持续到正统五年(1440)左右,入阁三十余年,不论是文采还是能力,都备受推崇,“中外咸倚重之”。而且杨士奇、杨荣等阁臣在正统时年事已高,即将致仕,王直又与杨士奇有同乡之谊,成为正式阁臣本来是水到渠成之事。
但是意外发生了,王直此时与杨士奇发生了嫌隙,杨士奇之子杨稷“居家暴橫,乡民甚苦之”,王直曾就此提醒杨士奇,不料杨士奇却被其子蒙骗,认为“抑庵(王直)忌其功名,妄为此语”,由此嫉恨王直,随即将其排挤出内阁。
王直出阁后担任礼部侍郎,随后于正统八年(1443)升迁为吏部尚书,并一直任职到天顺元年(1458)。任职期间,杨士奇于正统九年(1444)病逝,而内阁马愉、曹鼐、陈循、苗衷、高谷等人的地位和威望均无法与其并列,且自景泰二年(1451)开始,由于王直年老体衰,先后任命何文渊、王翱为吏部尚书辅佐管理部事。
可以说,王直入阁的所有阻碍已经基本清除。但实际情况是,王直此时仍旧担任吏部尚书之职,与宣德时期的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元吉解部事以备顾问大体相同,也就是说,此时的官员若先升尚书,则无入阁之机会——因为此时的内阁,整体上来说还是“秘书”这个属性更重。
王直晚年对此也曾感叹道:“西杨不欲予同事内阁,出予理部事,当是时不能无憾。”结合王直的仕宦经历,这种遗憾在针对杨士奇的同时,显然也与当时的政体阻断其回归内阁之路不无关系。
此外,内阁在正统时期获得的“票拟”之权,与六部尚书的行政权也具有很强的制衡性,对此解释最为精辟的要属高拱。
高拱在《三乞天恩辞免兼任疏》中提到:“我国家之事,皆属部臣题行,阁臣拟票。或未当,则为之驳正;或未妥,则为之调停。不嫌异同,务在参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人不敢为奸,是阁之与部不容混而一也……
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辅之先,若仍领铨务,则自所题行,自所拟票,驳正调停终为未便,是谓以水济水,谁能食之……
今内阁平章重事,吏部进退百官,皆权所在也。臣既忝阁臣之先,而仍总吏曹之职,则操权不亦太重乎?权太重,非惟臣难以居,而国体亦非所宜。”
这是高拱第三封请辞兼任吏部尚书的奏疏,其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中枢权力结构中内阁与六部职权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这也是朝廷在废除丞相制度后,精心设计的外廷运行和制约机制,如若两者归于一处,则操权太重,严重威胁皇权的稳固和国体的稳定。
当然,这里也有点特殊,即吏部尚书到底与其他尚书有别,高务实如今这个户部尚书到底不如吏部尚书那么敏感。
“万事开头难”,高拱以首辅兼任吏部尚书之后,无论是阁老身兼尚书,或以尚书位进阁老,都变得常态化了。
换言之,内阁与六部不再如早年那般泾渭分明,现在不仅是开始融合,甚至出现了上下级之分:内阁统领六部。
当然这个并不绝对,原历史上在万历朝时,一旦首辅性格软弱,亦或者得不到皇帝的强力支持,六部也可能反过来架空内阁。
戚继光等人之所以不敢对高务实有丝毫不敬,一则是高务实入阁可期,这一点人尽皆知;二则此时户部、兵部都是实学派的主场。
在高务实头顶管着他的阁老是张学颜,其为实学派大佬,同时也是高务实一直以来的重要支持者,可想而知会绝对支持高务实在户部的展布。
而兵部方面虽然戎政侍郎暂时缺位,但戚继光料定这肯定是因为此次内阁与七卿的变动来得过于突然,实学派本身也有些措手不及,所以还没来得及推举人选。
戚继光认为,这个新任戎政侍郎大概率还是会从实学派中产生,而且很有可能皇上会召见高务实,让他推荐继任者——这也算是个传统,就像当初潘晟把徐学谟推上来一样。
有了这样的判断,戚继光等人自然继续恭恭敬敬,而朱应桢、张元功等人也自然还得赶紧投拜帖求见高务实。
于是,高务实最后一次在兵部接见了他曾经麾下的禁卫军诸将,面授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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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下一章或者说下半章会把新的内阁、七卿名单列出来一下,以免大家看得不记得了——我还是记得的,而接下来要“换副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