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皇帝们为了不亏待自己的女儿，给她们封地，叫作汤沐邑，除了地方小外，其他一切权利参照诸侯国。

民爵从一级到八级有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官大夫、公大夫，公乘。获得民爵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大事发生，比如皇家人的婚嫁，太子登基，灾荒，祥瑞等等，当然最终取决于皇帝施舍的冲动。

吏爵包括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上造、大上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获得吏爵主要凭借军功政绩，所以普通老百姓是无法获得吏爵的。

民爵吏爵都是爵位，但待遇却天差地别。四级民爵可以免除部分劳役，五级以上没事可以咋呼几下，好处不多。吏爵好处就大的多了，有减罪，赎罪，免役，甚至有时能抵扣个税等等。

正常情况下，民爵不能升为吏爵，高过第八级时须转让亲属。有人混了一辈子，运气好混到第八级，若刚好再赶上皇帝赐爵，原本加一级变成第九级，升为吏爵。但可惜的是，天下没这么好的馅饼，统治阶级早就想好了对策，他们规定，对不起，衣食父母，多出来一级要么转让给亲属，要么就当没这回事。八级封顶，多退不补。

同时，官府禁止任何私人转卖爵位的业务，所以老百姓也不能通过卖爵来获利。

获得爵位还有另一种途径，买爵。只要有钱，又有给家里增些门面的欲望，那就可以花钱去买，不过到后来，爵位泛滥到没人愿意买。

现在要说起卖爵，很容易联想到卖官鬻爵这个贬义词。实际上，连在一起是贬义的，单独来看鬻爵无所谓好坏。它就像国家发行的国库券，国家为了集资搞建设卖荣誉。只要不卖官，对国家是没有坏处的。现在的人买国库券是为了获利息，而只买爵不买官的古人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其中的道理是一样一样的。

汉文帝首开卖爵先河，实行入粟拜爵。而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特设武功爵十一级，明码标价，一手交钱，一手造册。

当然，在和平盛世，卖爵这项业务的开放并不是永久的，它取决于皇帝的腰包鼓不鼓。

汉朝确立了农本困商的政策，也就是重农抑商的政策。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商人不劳而获，是奸猾之徒。刘邦因此也立下商人不能做官的祖训，这成了以后数千年的第一大经济政策，直到清朝这项政策才被红顶商人给突破。

另外一项值得关注的制度，是汉朝的礼仪制度，话说起来，礼仪制度的创立还颇费周折。

刘邦是个豪爽之人，初登帝位，嫌秦朝礼仪制度繁琐，干脆面废止了秦朝的礼仪，大家见面跟瞎混的时候一样嘻嘻哈哈，有说有笑，好不热闹。

刘邦在洛阳南宫忙活了几个月，各项政策颁布下去，有了奇效，他总算可以抽空宴请群臣。

功臣宿将们大部分都是粗人，几碗酒下肚，有的卷起袖子，高声吆喝，开口闭口老子当年打哪里的时候，说到高兴处，拔出佩剑，比划起来，有的说到伤心处，竟嚎啕大哭。刘邦见群臣东倒西歪，各顾各的说话。

原本刘邦本人也是个酒鬼，年青时纵酒发疯的的事情没少干过，但此时此刻坐在皇帝宝座上的他心里面开始有很不舒服的感觉，他皱了皱眉头，但没说什么。

虽然刘邦只是皱了皱眉头，但有人却察觉到了他的异样，他敏锐的发觉自己的机会马上就要来了，这位仁兄正是叔孙通博士。

他虽然从刘邦的皱眉中看到了信号，但他没有急于进谏，新王朝千头万绪要忙的事情多了，这些功臣武将包括刘邦经过九死一生才打下这江山，早就憋不住想放纵一下，现在去进谏，说不定扰了他们的兴致，只有当刘邦忍无可忍的时候那才是自己大干一场的时机，只要到那时候自己的价值才能体现，所以，他决定继续等待。在等待中他也不是无事可做，他一直在酝酿着新王朝的各项礼仪制度，就等着刘邦很不爽的时候一声令下了。

果不其然，一年之后，刘邦再也忍无可忍，大臣们每到朝会就吵吵嚷嚷，纵酒争功，他这个皇帝一点威仪都没有，哪怕拍桌子，瞪眼珠子，那般功臣武将们没当回事，喝口酒照样上火，上了火直接找人对骂，骂不赢的直接把衣服撩开露出伤疤，数给别人看。每每众将吵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刘邦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

叔孙通见机会到了，适时地建议刘邦下令着手制定新朝礼仪制度。逍遥散漫惯了的刘邦这时也迫不及待的批准。

叔孙通得了令，便马不停蹄跑到鲁地征召儒生演练朝仪，其中有两个儒生很鄙视叔孙通的四处投靠的行为，宁死不去。叔孙通只扔下腐儒两个字。注意这两个字，以后死读书的书呆子一般会被这样骂。

为了创造一套既不繁琐又能体现皇帝威仪的礼仪，叔孙通参照古礼包括先秦礼仪，用一个月时间打造出了华夏沿用数千年的一套礼仪制度。

公元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后，汉朝再新年朝会上首次使用叔孙通创造的礼仪制度，收到了奇效。朝会上，大臣们无不毕恭毕敬，有踏错步的，做错位子的，排错顺序的，大声喧哗的，都会被赶出宫门。

刘邦很满意，他第一次感到了做皇帝的威严。叔孙通因此被任为太常，他的弟子都被任为郎官。

应该说，对于汉文化的发展叔孙通可谓居功至伟，他所创立的很多礼仪制度我们至今还在沿用。

比如现在常说要坐有坐相，站有站相，我们的汉朝老祖宗就给规定了标准，按汉朝的标准去学保证正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