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进京述论

作者：陈勇

东汉末年董卓进京，剥夺了何太后作为帝国最高决策者的地位，并将代少帝继统的献帝，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中，汉魏之际皇权嬗替的进程，由此而发轫。

黄山《后汉书集解校补》在比较了董卓、曹操时期宰相制度异同后指出：“（曹操）使大权归于一己，固自以为优于卓，实则甘心为卓所为而已。”黄山拘泥于名教，对于一切动摇汉室基业之举，统统加以否定，其立场并不足取，但他揭示了董卓、曹操政治上的继承关系，见识又有过人之处。

本文试图澄清董卓进京的基本史实，进而重新认识汉魏之际历史剧变的背景。

一、废少立献与迫何太后归政

（一）有关废少立献的两处疑点

中平六年（公元189年）董卓废少立献，一时震惊朝野。董卓此举用心何在？由于旧史所述疑点颇多，而显得扑朔迷离。

《后汉书董卓传》：“中常侍段圭等劫少帝及陈留王夜走小平津。卓……闻少帝在北芒，因往奉迎。帝见卓将兵卒至，恐怖涕泣。卓与言，不能辞对；与陈留王语，遂及祸乱之事。卓以王为贤，且为董太后所养，卓自以与太后同族，有废立意。”以上范晔记叙董卓废少立献之缘起，十分可疑，有待于深入辨析。

其一，董卓废少立献的前提，据范书本传说是选贤。其时少帝年十七，陈留王仅九岁，相形之下，后者更加缺乏执政的能力和经验。重要的是在群臣看来：少帝“富于春秋，行无失德；”〔1〕“未有不善宣闻天下。”〔2〕《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废少之策，谓“帝天资轻佻，威仪不恪，在丧慢惰，衰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秽发闻”云云，与士大夫所言差异甚大，可信都是董卓强加的不实之辞。

再者，少帝一行人连夜出逃，突然与凉州羌胡兵相遇，其张皇失措本来是正常的反应；陈留王即使确如史籍所述能够从容应答，也是由于年纪幼小，身陷险境而懵然无知。董卓仅仅凭藉其与少帝、陈留王的一次对话，就判定二人的贤愚，是令人费解的。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董卓将步骑迎少帝于北芒坂下，“〔卓〕前见帝曰：‘陛下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邪？’”我认为，这段记载可能更接近于事实。

少帝（确切地说是临朝的何太后）信用宦官，败坏朝纲，已为朝野所共见。由上引董卓在北芒初见少帝时的寥寥数语即可推知：他是抱着一种对少帝、太后批判的态度进京的。也就是说，其废黜少帝的动议，与少帝在万分恐惧之中能否流利“辞对”，实际上并无多少关系。

其二，董卓欲行废立的另一个因素，似乎是考虑到他与少帝、陈留王关系的亲疏。征诸史实，陈留王刘协确曾“为董太后所养”。但是，董太后籍贯在河间，其父即河间孝王刘开之孙、解渎亭侯刘苌；董卓则是陇西人，其父君雅官至颍川纶氏尉。可以说，董卓与董太后两个家族，在地域、官阀、婚配诸方面相去甚远。“卓自以与太后同族”，而选择陈留王继统，显得极为牵强。

那么，董卓废少立献的真正起因，究竟又是什么呢？

（二）废少立献是迫何太后归政的前奏

董卓废少立献的同时，还有另外一项大的举措，即迫使临朝的何太后归政。这两件事有着内在的联系，事实上，废少立献是为何太后归政所做的准备。

中平六年四月，灵帝死，少帝继位，何太后临朝。同年八月，太后兄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后汉书何进传》：吴匡、袁术烧南宫，诸宦官“因将太后，天子……从复道走北宫”，以避兵锋。卢植于阁道窗下仰数宦官段圭，“段圭等惧，乃释太后，太后投阁得免。”董卓进京后意在独揽朝政，而何太后倖免于难，势必继续临朝，这自然又会约束董卓的权力，是董卓所不能容忍的。

董卓的目标在于逼迫何太后放弃临朝，但仅仅做到这一步，并不能完全排除其隐患。因为接替何太后权力的少帝，正是何太后所生，其得以登极，亦赖何氏之助。何太后归政之后，仍然可以通过少帝，对朝政发生影响，使董卓难于真正操纵皇权。更严重的是，董卓如果杀死何太后，又将同少帝结下深仇。董卓对少帝这个潜在的敌人，不得不有所防范。废黜少帝之事，大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董卓需要寻觅一位刘姓宗亲，取代少帝的位置。当时，少帝异母弟、陈留王刘协是最合适的人选。除了与灵帝血缘亲近的条件外，陈留王生母王美人当年正是何后鸩杀的。陈留王后来为灵帝母董太后收养，而董、何两位太后关系紧张，人们甚至怀疑董太后之死，是何太后及何进所害。陈留王终将与何太后产生隔阂。是不言而喻的。换言之，董卓严酷处置何太后，无须担心引起陈留王的敌对情绪。

值得一提的是，董卓废少立献乃至逼何太后还政，又是以何太后的名义进行的〔3〕。按照东汉后期形成的制度，从皇帝去世到幼帝亲政前的一段时期，临朝的皇太后在政治上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掌握包括选择皇位继承人等重大国事的最终决策权。何太后临朝听政业已昭示天下，董卓藉太后之策行废立之事，就获得了合法的名义。其后袁绍谋立刘虞为帝，遭到曹操的坚决反对，表明董卓的政敌们并未抓住任何抨击乃至颠覆献帝法统的口实。董卓假手何太后废少立献，在策略上是成功的。

实际上，董卓逼何太后还政，也是由太后本人向国民表态。前引《献帝起居注》所录策文又曰：“皇太后教无母仪，统政荒乱，”为何氏罪己之诏。而何太后丧失了权柄，就只能坐以待毙。《后汉书献帝纪》中平六年九月，“甲戌，即皇帝位。……迁皇太后于永安宫〔4〕。丙子，董卓杀皇太后何氏。”值得注意的是，董卓迫不及待地除掉何太后，却迟迟未对少帝下手。这里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董卓进京之后，是把临朝的何太后而不是少帝，视为政治上主要的或最危险的对手，因而也是把何太后作为首先消灭的目标。

（三）废少立献与何太后归政的政治意义

东汉末叶日益加剧的政治危机，已经孕育了革新皇权的形势。《后汉书党锢传》序论曰：“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以往史家多引此言，概括“清议”运动发动的背景。余英时先生又谓东汉士大夫在与外戚宦官的冲突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起“群体之自觉”〔5〕。但是如果进一步追究上述现象的根源，就不难发现：外戚、宦官得以在政治上肆虐，又是同皇权的支持分不开的。因此，尽管党人名士在如何对待当朝皇帝或皇太后的问题上，态度大相径庭，可是当他们自觉地与外戚、宦官划清界限时，实际上又表现出对皇权的独立性。我认为此种独立性，应该就是所谓“东汉士大夫之新自觉”的基本内涵，这也许可以算是对余说的一点补充。

《党锢传》谓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酿成党锢之狱。需要注意的是“诽讪朝廷”一句。朝廷在此应指皇帝，《后汉书王允传》“朝廷”一语下李贤注云：“朝廷谓天子也。”与此同义。范晔既言“诬告”，李膺等人之“诽讪朝廷”，大概是无中生有的罪名。但我们不能设想，党人名士面对“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的现状，一方面激烈批判宦官，另一方面却又丝毫不触及在位的皇帝和临朝的太后。

《后汉书逸民传》记录一则“汉阴老父”指责灵帝的故事。余英时先生推断，这是汉末社会上流行的看法，表明当时名教的君臣一伦已发生动摇〔6〕。余氏的主旨在于探讨魏晋君主观的源流，与本文无关。然而，这毕竟有助于我们认识汉末士大夫与皇权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社会观念的迁移。

前引《英雄记》谓董卓面斥少帝：“令常侍小黄门作乱乃尔，以取祸败，为负不小。”《献帝起居注》载废少立献之策，复谓何太后“统政荒乱”，其实是反映了董卓的意见。《后汉书袁绍传》载董卓述其废立之意曰：“天下之主，宜得贤明，每念灵帝，令人愤毒！”进而又严厉批评了已故的灵帝。

《续汉书祭祀志》曰：“初平中，相国董卓、左中郎将蔡邕等以和帝以下，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不应为宗。”刘昭引《袁山松书》录此议颇详，谓章帝以后，“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故孝和以下，穆宗、〔恭宗、敬宗〕、威宗（按即和、安、顺、桓四帝）之号，皆〔宜〕省去”。董卓否定穆宗以下诸帝，甚至废去其庙号，与党人名士之“诽讪朝廷”，正是一脉相承的。从这层意义上说，汉末清议运动又为董卓政权的崛起，做了舆论方面的准备。

早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汉阳人阎忠就曾劝说手握强兵的皇甫嵩：“征冀方之士，动七州之众，”直捣洛阳，清除宦官，继而代汉称帝〔7〕。中平五年（公元188年），陈蕃之子陈逸等又说动冀州刺史王芬，趁灵帝“北巡河间旧宅”之机，以武力将其废黜〔8〕。唐长孺先生指出：这两次密谋是个重要的朕兆，即少部分名士为挽救东汉的政治危机，已不惜行“非常之谋”，即使“冒易代废帝那种越出儒家道德规范的大风险”，也要一试〔9〕。这是汉末士大夫群体在政治上的新动向。

不过，汉末的君主们虽已腐朽不堪，但要变革皇权却并非易事，至少并非党人名士力所能及。清议运动以失败而告终，阎忠、王芬的计划亦未获成功。

皇甫嵩否定了阎忠之议，理由是“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祸，孰与委忠本朝，守其臣节。虽云多谗，不过放废，犹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论，所不敢闻”〔10〕。曹操则拒绝参与王芬之谋，认为“废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造作非常，yu望必克，不亦危乎”〔11〕！上引《后汉书董卓传》：何进、袁绍“谋诛宦官”，私呼董卓诸将入朝，“以胁太后”，其目的也绝不是要攫取少帝、何太后的权力。

直到董卓进京，取代汉帝、太后执掌朝政，才真正摧毁了没落的旧皇权，为改朝换代准备了条件。我认为，这是董卓废少立献及迫何太后归政最重要的一项意义。

外戚、宦官交替专权，为东汉中后期主要的政治弊病，这一点无须赘言。本文要说明的是：外戚、宦官势力在东汉社会中的生成、扩张，又与当时通行的皇太后临朝之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看到，自和帝朝起相继擅政的外戚，其身后各有同姓的太后作为凭藉。尽管何进兄弟在董卓进京前均已被杀，但是只要何太后继续临朝，就依然存在着外戚干政的危险。

另一方面，东汉时宦官介入国事，往往也是出于皇太后临朝的需要。《后汉书宦者传》有一段论者习用的文字：“邓后以女主临朝，而万机殷远，朝臣国议，无由参断帷幄，称制下令，不出房闱之间，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手握王爵，口含天宪，非复掖庭永巷之职，闺牖房闼之任也。”可见皇太后与宦官之间，已结成相互依存的政治关系；即使宦官把持政治，会带来明显的消极作用，临朝的女主也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国命”。何进被杀一事进而说明，甚至在外戚与宦官形成对抗时，充当仲裁者的皇太后，也不会轻易抛弃宦官。

《何进传》称：袁绍等人在何进死后，“勒兵捕宦者，无少长皆杀之”，“死者二千余人”。使宦官集团遭到一次灭顶之灾。然而，何太后重新亲政，终归还要选用刑人。宦官势力又可能死灰复燃，再度染指政治权力。

董卓迫使何太后归政，东汉政局发生了显着的变化：外戚、宦官失去其赖以孳生、蕃衍的主要政治土壤。困扰社会多年的外戚、宦官专权之弊，终于得到了抑制。这是何太后归政的另一项重要意义。

二、关东、关西对立与并、凉武人合流

董卓及其凉州集团具有特殊的政治、地域、文化乃至民族背景，董卓政权的崛起及其短祚的命运，该政权内部各个阶层、各种势力的聚散分合，正是由此决定的。

（一）关东与关西的对立

关东与关西的对立，是董卓之乱的突出表象。而关东方面的代表人物，几乎均为党人名士，他们与董卓及凉州集团的矛盾，并不限于地域冲突的层面。董卓上台后大批进用党人名士，史家对此多有论列〔12〕。但党人名士却总是拒绝合作，有些甚至公开与董卓决裂。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值得探讨。首先我们可以断定：董卓对于当时政治体制和社会秩序两个方面的严重破坏，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索。

董卓废少立献以及逼何太后归政的意义，上文已作分析。董卓得以成就此事的特殊条件，在于他不仅迅速控制了洛阳的军队，而且敢于突破名教观念的束缚。

众所周知，东汉党人名士尽管一再掀起反对宦官的政治浪潮，然而由于他们缺少兵权，所以当宦官势力大举进攻时，又只能束手就擒〔13〕。董卓虽然只带三千步骑进京，但他寻而兼并了何进兄弟及丁原部曲，“京都兵权唯在卓”矣〔14〕。《三国志袁绍传》注引《献帝春秋》，董卓倡议废立时称：“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他军权在握，与党人名士在政治上的发言权，是大不相同的。

其次，党人名士一般具有较高的儒学造诣，因此也不免受到名教的羁绊。上文曾提到，东汉党人名士的“群体自觉”，本质上带有独立于皇权的意义，但这绝不是说，党人名士已看清更新皇权的必要性，至少多数人还缺乏这种认识

。

甚至连皇甫嵩、曹操一类人物，也囿于名教而不敢造次。皇甫嵩出身凉州将家，又追随党人名士，渐入清议之中。他在军事上一度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子郦就当面说：“本朝失政，天下倒悬，能安危定倾者，唯大人与董卓耳。”〔15〕可他拒绝了阎忠之谋，又束手就董卓之征〔16〕，一再丧失左右政局、改造皇权的机会。

曹操极力交结名士，并讨得许劭一流的评语，但“浊流”的身世，使其难于跻身名士行列。尽管如此，他先是反对王芬推翻灵帝，后来又反对袁绍拥立刘虞。甚至到了代汉的前夕，他依然表示：“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司马光评论此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17〕就是着眼于名教的制约。

我认为，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下，关东党人名士以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物，都难于迈出夺取东汉皇权的关键一步。

《后汉书盖勋传》引宋枭语，谓“凉州寡于学术”，反映了汉末社会一般的看法。史籍记载董卓诸将在魏晋之际的活动，无一与儒学有关，可见此辈正是缺乏学术方面的素养。他们的文化面貌，与关东名士及同州的皇甫氏都是迥然而异的。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献帝谓李傕“弗知臧否”。董卓的部将们大多也是如此，他们不具备参与清议的条件，以至在思想上无法同党人名士沟通。《后汉书董卓传》在记叙董卓擢拔党人名士一事后，紧接着说：“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董卓做这样的安排，一是“忍性矫情”以收拢人心，二是李傕之徒确实不能胜任素由名士垄断的高级文职。

我们看到，正是“寡于学术”的董卓诸将，进京之后不为名教所惑，果断废黜了少帝、何太后，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然而，这是党人名士自己不敢做，又不允许别人做的事。他们和以董卓为首的凉州集团在政治上的分歧，是无可避免的。袁绍、卢植等人在废立问题上，先后与董卓发生激烈争执，就是有力的证明。

董卓以暴力夺权，又将暴力充斥于新朝。诸史谓董卓“以严刑胁众”，“人不自保”，“群僚内外莫能自固”〔18〕，显然已引起关东士大夫的反感和恐惧。至于董卓纵容军士在洛阳附近杀掳*，社会的基本秩序荡然无存，更造成各阶层对其政权普遍的敌意。所以，尽管董卓获得了“讨灭宦竖”的名声〔19〕，尽管他用心笼络党人名士，党人名士最终还是要与他分道扬镳。

然而由于董卓集团的骨干分子多出自凉州，与中原党人名士一向存在地域的阻隔，双方政治、文化的冲突，又凸现为关东、关西对立的形式。总之，董卓统治关东，面临着复杂错综的矛盾。关东州郡举兵反对董卓，就是这些矛盾激化的结果。

（二）董卓集团的羌胡化倾向

以往人们评论董卓之乱，时常将其与羌胡联系在一起，这个问题值得思考。

董卓以并州牧率兵进京，其麾下之兵是从凉州带到并州，再带到洛阳的〔20〕。这支军队民族成分复杂，其中的确搀杂了羌胡。《后汉书董卓传》中平六年卓上书云：“所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牵挽臣车，使不得行。羌胡敝肠狗态，臣不能禁止。”由同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可知“湟中义从”乃是完全羌化的大月氏后裔。“秦胡”一词何义，学界众说纷纭，台湾学者邢义田释为胡化的汉人，是比较合理的〔21〕。不过，汉末凉州的胡化，实质上就是羌化或羌胡化。而羌化的胡（湟中义从）、羌化的汉（秦胡）与羌（即羌胡），当时并无清晰的界限。所以，董卓可以将所领“湟中义从及秦胡兵”，一概称为“羌胡”；应劭可以说“董卓拥胡兵”〔22〕；蔡琰也可以认定“卓众来东下，……来众皆胡羌”了〔23〕。

董卓出身汉族，《三国志》、《后汉书》都有明确记载，皇甫规妻却斥之为“羌胡之种”，这大概是由于董卓颇染于羌胡之风的缘故。《三国志董卓传》：“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董卓少时所居之地毗邻羌中，他与羌帅频繁交往，不断接触羌胡习俗，难免受其影响甚至同化。

《三国志董卓传》注引《献帝起居注》，载杨琦之语：“〔李〕傕，边鄙之人，习于夷风。”李傕系北地人〔24〕，北地亦为“羌祸”殃及之域，故杨琦所谓“夷风”，主要应指羌胡之风。《献帝起居注》又谓董卓女婿牛辅帐下有“支胡赤儿”，《三国志董卓传》载赤儿素为牛辅“所厚”〔25〕。支胡即月氏胡，《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条：“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牛辅选支胡赤儿等为亲兵，可信已习惯于其“略与羌同”的“被服饮食言语”。董卓翁婿的经历，绝非个别的现象。凉州诸将中“习于夷风”者，恐怕不在少数。否则，他们是难于同羌胡之兵长期共处的。

这样一来，在中原士大夫眼中，董卓集团在汉魏之际的

活动，尤其是他们进京后的暴行，就带有鲜明的羌胡烙印。

双方的矛盾，又增添了一层民族冲突的色彩。董卓试图在关

东立足，也变得愈加困难。

（三）凉州集团与并州集团

关东州郡与董卓兵戎相见时，吕布等并州武人，却选择了继续与董卓合作的立场。凉、并两大集团关系的演变，对汉末政局的转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后汉书董卓传》谓董卓进京之初，“使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并、凉势力的合流由此而发端。我们知道，灵帝中平六年以董卓为并州牧，《三国志吕布传》记丁原由并州剌史改任骑都尉，当与此同时。丁原籍贯、家世未详，根据东汉时期官吏任职迴避制度，〔26〕可以断定丁原本非并州人。然而丁原的僚佐却是从当地征辟的，如《三国志吕布传》：“五原郡九原人也。以骁武给并州。”同书《张扬传》：“云中人也。以武勇给并州，为武猛从事。”《张辽传》：“雁门马邑人也。……并州刺史丁原以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

丁原任骑都尉后移驻河内，据《后汉书公孙瓒传》注引《续汉书》，丁氏在河内至少有数千兵。《吕布传》又称：“刺史丁原为骑都尉，屯河内，以布为主簿，大见亲待。”丁原在并州，利用一些武力见长的僚佐，组建了强劲的武装。他离开并州时，又把这支军队带到河内。丁原对吕布“大见亲待”，是要借助他继续控制并州兵。何进“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丁原、董卓皆在其中〔27〕。他们依靠各自掌握的地方武装，同时获得了干预中枢的机会。

袁宏《后汉纪》于灵帝中平六年八月董卓迎少帝还宫一事下复载：“武猛都尉丁原将河内救何氏，拜执金吾。”由此事时间推测，丁原拜执金吾，应是董卓的安排。董卓虽然抢先一步进京，将少帝、太后挟持在手，占据了政治上的优势，但另据《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九州春秋》：“卓初入洛阳，步骑不过三千，自嫌兵少，不为远近所服，”又知他在军事上并不具备压倒丁原的实力。董卓急于发表丁原为执金吾，着意加以安抚，反而暴露出他对丁原及并州兵的戒备、畏惧之心。

丁原拥兵自重，对董卓构成肘腋之患。而董卓能否顺利铲除丁原，关键又在吕布。那么，吕布何以会背叛丁原而投靠董卓呢？如上所述，董卓进京时兵力有限，丁原凭藉并州之兵，足以与之抗衡。董卓采取欺骗手法：“率四五日，辄夜遣兵出四城门，明日陈旌鼓而入，宣言云西兵复入至洛中。人不觉，谓卓兵不可胜数。”〔28〕吕布等并州将大概也被迷惑，一时慑服于凉州大军的威力。又《吕布传》谓卓“以布为骑都尉”。上文提到丁原在河内时任骑都尉，董卓擢吕布为骑都尉，大约是让他接管丁原旧部。我怀疑，这可能就是董卓引诱吕布倒戈的条件之一。

不过，吕布投靠董卓，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吕布、董卓所在的并、凉二州，东汉后期既是“羌患”蔓延的主要区域，又是对羌战争的主要战场。并州境内原本有许多内徙的匈奴人，后来又涌入大量羌胡。羌胡与汉人长期杂居，董卓及凉州将因而“习于夷风”，已见上述。吕布一班并州将，可信亦与之类似。《吕布传》谓董卓“甚爱信之，誓为父子”。他们同样“寡于学术”，而以骁武闻名乡里；最初又都担任低级军职，早年经历十分相近。董卓、吕布二人气味相投，并非偶然。

《后汉书》称“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除凉州将外，也应包括吕布等并州将。董卓政权中官员的高低、文武之别，同时又成为关东党人名士与凉、并武人集团的分野。《三国志孙坚传》注引《吴录》：王睿“以坚武官，言颇轻之。”琅邪王睿系大族名士，已不待言；孙坚的身分，按陈寅恪先生的说法，是“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29〕。他们的关系表明，汉末大姓名士对于武人阶层的态度，是相当轻蔑的。

孙坚、董卓处在敌对状态，李傕、吕布分属凉、并二州，但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点：即缺少学术声誉，而以武力着称。他们都属于社会地位不高的武人阶层。

概言之，并州武人集团追随董卓与关东党人名士对抗，最终取决于他们地域、文化、习俗及社会阶层的背景。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董卓政权的本质，是代表一批来自西北边州、深受羌胡影响的中下级武官的利益。

三、董卓迁都与王允之谋

初平元年（公元190年）二月，董卓挟献帝迁都。据《三国志武帝纪》，关东联军方面的曹操，对此有一番评论：“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依曹氏之见：如果董卓高举献帝的旗号，分兵占据长安、洛阳，仍能与关东诸军抗衡。但是，董卓却执意放弃洛阳，退守关中，这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董卓入关不久，便出现王允之谋，董卓政权遭到了致命的打击，此事的背景又是什么？

（一）董卓迁都的真实意图

《后汉书董卓传》曰：“初，灵帝末，黄巾余党郭太等复起西河白波谷，转寇太原，遂破河东，……号为白波贼，众十余万。卓遣中郎将牛辅击之，不能却。及闻东方兵起，惧，……欲徙都长安。”一些学者由此推断：董卓决策迁都，一是迫于关东兵的压力，二是担心白波军切断退路。我认为，这第二条理由是难于成立的。

《后汉书献帝纪》系白波军攻河东、牛辅击白波二事于中平六年十月；而关东州郡起兵反抗董卓、董卓杀弘农王二事，则在次年即初平元年正月。《献帝纪》载当月大事又有：“白波贼寇东郡”。白波军兴于白波谷，诸史皆谓谷在西河〔30〕，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将其标在河东，似不确。河东横亘于洛阳、长安之间，西河在其北部，东郡则在洛阳以东的兖州境内。董卓醞酿迁都时，白波军已经转战东郡，对于董卓西迁的路线，并不构成直接的威胁。

《三国志武帝纪》载：董卓将献帝迁往长安，他本人则“留屯洛阳”。袁绍诸军分据河内、酸枣等处。“卓兵强，绍等莫敢先进”。当时关东方面总兵力达十万以上〔31〕，却畏惧董卓而不敢出战，说明董卓军队的战斗力相当强大。另据同书《孙坚传》：“卓遣步骑数万人逆坚，”又知董卓的兵力已远远超过刚到洛阳时的三千步骑。该传注引《山阳公载记》录董卓语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并未把袁绍之辈放在眼里。既然如此，他何以又非要撤离洛阳不可呢？

此时董卓的军队大致由四部分人组成：一是跟随他进京的凉州兵；二是丁原旧部的并州兵；三是何进、何苗兄弟二府（大将军、车骑将军府）之兵；四是进京后陆续招纳、补充之兵。其中，董卓真正信赖的凉州兵仅三千人。

董卓所率凉州之兵，本来远不止三千。《后汉书董卓传》记中平二年（公元185年）董卓在凉州，“将兵三万讨先零羌”。同书《皇甫嵩传》载中平五年董卓与皇甫嵩“各率二万”，共拒王国。又《董卓传》载灵帝“拜卓为并州牧，令以兵属皇甫嵩。”董卓拒绝交出军权，“于是驻兵河东，以观时变”。《后汉纪》则谓卓“选五千骑，将自河津渡”。到他自河东入朝，“步骑不过三千”，兵力只有在凉州时的十分之一了。董卓就任并州牧之前上书，有“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狎弥久，恋臣畜养之恩，为臣奋一旦之命”数语〔32〕。这批凉州部曲既然如此留恋故主，何以最后又纷纷弃董卓而去呢？

由以上记载可知，董卓越往东走，跟随他的凉州兵就越少。这说明凉州兵不愿脱离本土，尤其不愿脱离关西。董卓上书谓其部下为“湟中义从及秦胡兵”。另据《后汉书段熲传》：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熲将“湟中义从”讨沈氐诸羌，“义从役久，恋旧乡，皆悉反叛。”我怀疑董卓进京时兵员锐减，也是由于凉州兵“恋旧乡”所致。离开董卓的凉州兵是否返回凉州，不得而知。但估计他们大多仍滞留在关陇一带。《三国志》董卓及贾诩传：董卓被杀，李傕诸将以“为董公报仇”为名，将其众自陕而西，“所在收兵，比至长安，众十余万”。这十余万众之中，很可能就有与董卓“相狎弥久”，而又未曾随其进京的“大小士卒”。至少我们知道，董卓在关西的声望和影响，与在关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所以，董卓在面临关东诸军的压力时，自然会选择迁都长安的方案，期待重新以关陇为依托，实现与其凉州旧部的会合，从关中乃至凉州本土直接获得兵源。董卓到达长安之后，究竟补充了多少兵力，并无明确记载。诸史谓董卓经略关中，自云：“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33〕准备凭藉关中之兵，与关东势力分陕而治，他在洛阳那种“恐惧不宁”的心态一扫而光，其收关陇之兵为己所用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这又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董卓政权的地域性特征。

（二）王允之谋及其背景

董卓死于王允之谋。王允之谋的执行者是吕布等一批并州武士，此事进而导致并州与凉州人的血腥对抗。但王允之谋的基本背景，既不是并州与凉州人的地域冲突，也不是并州与凉州武将的权力争夺，而是党人名士与董卓政权矛盾的延续。

（1）党人名士入关意在追随献帝皇统

王允在政变成功后，告诫其党羽说：“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耳。”此话耐人寻味。众所周知，鼓动、领导关东州郡反对董卓的核心人物，即王允所谓“关东举义兵者”，大多为汉末党人名士。而王允其人，同样也是一位颇具影响的大名士。上引王允之言，就明确将起兵抗拒董卓的关东党人名士，称为自己的同类。

相反，王允对于参与密谋的并州人吕布，却有另外一种看法。《后汉书王允传》谓允“素轻布，以剑客遇之”，反映出二者人物层次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隔膜。这与王睿“以〔孙〕坚武官，言颇轻之”，情形非常相似。《三国志吕布传》又云：“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壮健，厚接纳之。”王允为实现其政变计划，暂时抛弃成见，殷勤接纳“州里壮健”吕布，并不意味着他改变了对吕布之流的评价。

王允之谋并非一起孤立的事件，在吕布刺杀董卓之前，长安朝廷中已多次出现针对董卓的密谋。据《后汉书》、《三国志》，先后参与其事者，有司徒王允、司空荀爽、卫尉张温、执金吾士孙瑞、侍中种辑、越骑校尉伍孚、司隶校尉黄琬、黄门侍郎荀攸、尚书郑泰、议郎何顒等多人。他们既是党人名士〔34〕，又是西京士大夫集团的中坚分子。问题在于，王允、荀爽等一批党人名士，在关东州郡起兵之后，何以未能加入“关东举义兵者”的阵营，而是跟着董卓跑到关西去了呢？

王允等党人名士入关的原因比较复杂，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决心追随献帝的皇统。上节已说明：废少立献虽系董卓所为，但献帝的名分一经确定，在士大夫们心中就难于动摇。诸史谓袁绍得以起兵冀州，又有赖于东郡太守桥瑁，“诈作京师三公移书与州郡”。这份伪造的文书言及“天子危逼，企望义兵”，正是借助献帝名义，号召关东州郡讨逆〔35〕。

曹操斥责袁绍等人拥立刘虞，已见前引。刘虞本人对称帝一事也是严辞拒绝，《后汉书》本传载其言曰：“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宜共戮力，尽心王室，”表达了继续翼戴献帝的心迹，与曹操可谓不谋而合。而且至曹操“将迎天子”之际，袁绍亦转念“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36〕由此可见，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

所以，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我们的问题是，王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入关之后，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

（2）董卓“篡逆已兆”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

在王克、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是有所变化的。《后汉书王允传》：允至长安，“见卓祸毒方深，篡逆已兆”，遂与黄琬等“谋共诛之”。所谓“篡逆已兆”，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那么，董卓的“篡逆”，是否确有其事呢？

《袁绍传》载董卓提议废少立献时又表示：“刘氏种不足复遗。”胡三省评论此事，谓“卓意欲废汉自立”〔37〕。袁绍当时对董卓说：“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恩泽深渥，兆民戴之来久，”竭力为汉家法统辩护。我想袁绍并非无的放矢，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于是警告其不要觊觎神器。然而，董卓毕竟保留了一位刘姓的天子，所以我们尚未从更多的士大夫那里，听到袁绍这一类影射“篡逆”的议论。

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本文第一节引述《续汉书》及《袁山松书》，谓董卓以“功德无殊，而有过差”为由，废除和、安、顺、桓四帝的尊号。灵帝的庙号，则未见史载，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样的理由废除，抑或根本就未曾议定。汉末党人名士的清议运动，虽然表达了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但直言批评东汉皇帝者却并不多见。董卓则不仅提出和帝以下诸帝“功德无殊，而有过差”，又公开贬去他们的庙号。这显然是一项非常之举，可能会被党人名士视为否定东汉皇统，乃至“废汉自立”的先兆。

《后汉书董卓传》：卓至长安，“遂僭拟车服，乘金华青盖，爪画两轓，时人号‘竿摩车’，言其服饰近天子也。”《三国志董卓传》注引《魏书》作“言其逼天子也。”《后汉纪》作“言逼上也。”据《续汉书舆服志》，此车应为皇太子所乘〔38〕。董卓在舆服方面的僭越行为，似不限于“竿摩车”一端，而且此事已招致朝野间普遍的非议〔39〕。

董卓西迁时又自尊为太师，号曰尚父，位在诸侯王上〔40〕。《史记齐太公世家》“师尚父”条裴駰引刘向《别录》曰：“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董卓以太公望吕尚自况，张扬出凌驾汉帝的气势。《三国志董卓传》谓迁都以后，“公卿见卓，谒拜车下，卓不为礼”。由董卓这类违反礼制的举动，可见其俨然是以王者自居的。《董卓传》又说他改变成规，“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在制度上已明显超越宰相职责，严重地侵犯了皇权〔41〕。

《后汉书董卓传》又曰：“〔卓〕宗族内外，并居列位。其子孙虽在龆龀，男皆封侯，女为邑君。”这与迁都之前“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的局面，形成极大的反差。董卓强化其家族在长安政权中的权势，董氏子弟纷纷加官晋爵，地位之烜赫，一时大有超越皇族之势。

凡此种种，均可能成为王允、荀爽等人的口实。党人名士们一旦确认董卓“篡逆已兆”，就会迅速行动起来，携手捍卫献帝法统与汉家社稷。在此形势下，反对董卓的密谋便接踵而至了。

董卓被杀后，李傕诸将反攻长安。城陷之时，吕布劝王允逃往关东，王允答曰：“若蒙社稷之灵，上安国家，吾之愿也。如其不获，则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少，恃我而已，临乱苟免，吾不忍之。努力谢关东诸公，勤以国家为念。”〔42〕此所谓“关东诸公”，指起兵关东的党人名士。联系前引王允“关东举义兵者，皆吾徒”之言，可知当时分处关东、关西的党人名士，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所谓“勤以国家为念”，就是要为汉室效忠，他们甚至不惜“奉身以死之”。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关东方面的例子。就在熲川荀爽随献帝入关的同一年，即初平二年（公元191年），爽从子彧在东郡归附曹操。荀彧佐曹操创大业，“举贤用能，训卒厉兵，决机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43〕，堪称曹魏建国之元功，已为人所熟知。然而，据《三国志荀彧传》；“〔建安〕十七年，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九锡备物，以彰殊勋，密以咨彧。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彧〕以忧薨。”王夫之论此事云：“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44〕指明其为曹操“代汉自立”之第一步。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始终又“以国家为念”。《读通鉴论》卷九说：“则彧者，操之谋臣，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挚右曳以亡其身。”又说他“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己。”荀彧与其叔父荀爽，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但他们对待曹操、董卓“篡逆”之举的态度，却是如出一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