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核心是礼。礼制纷繁复杂，诸多礼仪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花费很多钱财，而最花钱的就是婚礼和丧礼。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家资一般在数万钱至十余万钱之间。而一个男子的聘金数基本上是其家资的总数，在万余钱至数万钱之间，加上婚宴花费，一个男子娶亲就足以让其家一贫如洗。

至于丧葬花费更是惊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国的根本，是对人的最基本要求。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风自秦开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对厚葬习俗感叹说，“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富者奢僭，贫者殚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达。”因为埋葬死者而弄得倾家荡产，而卖身为奴，而贪赃枉法，而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致使活着的人往往无法维持生活，境遇悲惨。孝文皇帝、孝景皇帝、光武皇帝都曾针对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终”，甚至下诏颁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简单，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学说，要求人们学习《四书》、《五经》，加强“六艺”的教育，通过道德、名节、礼法和知识的教养和修习，使受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待人接物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社会上做一个仁、义、礼、智、信五常毕备的拳拳志士，成为温、良、恭、俭、让五德在身的彬彬君子。试想在忠孝仁义礼已经深入一个民族、一个王朝骨髓的情况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们对“孝”的尊崇吗？

物极必反，这个问题在大汉稳定时期或许对社稷的危害不严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废俱兴之期，这个问题就直接影响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稳定。

为了解决这一类诸如影响百姓生活，影响社稷安危的诸多问题，朝廷同样需要从儒学上下手，同样需要一个新儒学，需要一个既能教导人们遵守礼法名教，又能教导人们“恭俭朴素”的新儒学，让天下百姓都能安居乐业。

李玮接着又借助《黄帝四经》说到了“文武兼备、轻赋薄徭、贵柔守雌”等等关于道家黄老之学在戍守疆土、与民修养、选拔人才等等国策上的优越之处。

“朝廷的目标是儒道合一，以儒为主，以道为辅，实现一种‘无为而有为’的治国理念。”李玮郑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议。

对于朝廷来说，单单依靠经学和道家黄老之学都无法解决在中兴大业推进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问题，目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援道入儒，儒道相融，继而在新经学的基础上再创新儒学。

儒学是以伦理、政治为轴心的人文之学，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是其他诸子百家所难以比拟的，它具有熟通六艺，重在教化和积极用世的优良传统，拥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价值观念，其本身一直蕴藏着巨大的生命力，是维护和支撑大汉的精神支柱，它的主导地位不可动摇。

道家黄老之学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竖起来，事实上根本不可能。

黄老之学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吸取了自春秋战国以来的各种历史经验，兼收了儒家、名家、阴阳家等各家之长，比如黄老之学中的“无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断于法”的精要和墨家的“恭俭朴素、强本节用”的思想大义。“阴阳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据“四时之度”颁布相应的政经制度，实际上就是阴阳家的“因阴阳之大顺”。黄老之学因此成功建构了一个开放的，有着多种学派内涵的，具有很大包容性的灵活而又实用的一系列思想体系，在本朝初年长盛不衰，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但董仲舒大师公开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黄老之学的全部精华，并利用道家和阴阳家的思想体系充实和发挥了儒家义理，然后在此基础上匪夷所思地构建了一个既有儒家的三纲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阴阳、四时”，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色”的“有为”，又有道家的“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的“无为”的崭新的儒学思想体系。经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学，摇身一变，成了兼具“霸（黄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汉官学。既然道家黄老之学的精髓变成了董氏儒学的血肉，黄老之学便不可避免地丧失了政治和理论上的双重优势，不得不无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黄老之学衰落了，并不代表它的理论也就此丧失了生命力。

在黄老之学兴盛之期，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在江淮间形成了一个研究黄老之学的学术中心，在他的主持与组织下，他与他的众多门客们合编了《淮南鸿烈》（也称《淮南子》）这部巨著。在《鸿烈》庞大的编写者中，除刘安外，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人都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道家人物。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是他们写的，因此，此书也成为本朝道家之渊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马谈著写的《论六家之要指》是对黄老之学的又一次学术总结。（司马谈的老师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学者黄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光武皇帝初期，道学一度再起，著名老学家严遵（蜀郡成都人）著写了《老子指归》，一位托名河上公的隐士著写了《老子河上公章句》。虽然这两本书的理论不同于黄老之学，但对道学还是一种继承和发扬。

此后又有大儒王充发展了道家“自然无为”的理论，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为己任，对今文经学和谶纬迷信相结合后达到登峰造极地步的神学迷信展开了全面批判，这直接打击了一部分大儒对经学的尊崇，转而从道学中寻求支援，很早便开始了援道入儒的研究。

道家黄老之学虽然独标高远，玄之又玄，但它没有脱离现实，不讲“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不谈“三纲五常”，不提阴阳怪异。援道入儒、儒道相融，其实就是以道家黄老之学去解释《周易）、《论语》等儒家典籍，以道家的“自然无为”去解释儒家的纲常名教，从而以此来证明儒家的“名教”本是道家的“自然”。名教本是自然，为名教的合理化、优越化提供一种新论证，清除经学中那些烦琐臆说之风，武断僵陋之习，引导人们从“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神学蒙昧中摆脱出来，以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重新思考社稷的现实，重新探索大汉人的各种价值观念，以便全力恢复儒学中的礼法名教，用改良后的儒家济世之学重建大汉王朝。

当初儒学为了影响和指导国策，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在孝武皇帝的支持下，终于在董仲舒大儒的手中创建了新儒学，继而帮助孝武皇帝建下了盖世功勋，帮助大汉开疆拓土威临天下。

今天，走入歧途和衰落的经学，同样为了中兴大汉，为了治国平天下，要不惜一切代价儒道相融，援道入儒，利用三百年来道家黄老之学的学术研究成果来改良儒学，再次创建新儒学，从而帮助大汉走向中兴，走向强大。

当年，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北击匈奴，需要开疆拓土，因此需要集权，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纵横四海的国策做基础，结果在他的支持下，出现了董仲舒的新儒学。

今天，大汉从废墟中站起来，需要统一天下，需要中兴社稷，因此需要皇权和相权的有效制衡，需要有崭新的学术思想为与民修养的国策做基础，需要大将军和长公主联手镇制长安，扶持道家黄老学说，迫使经学不得不接受儒道相融的事实，积极援道入儒，从而创造一种符合当前国策需要，有助于大汉崛起的新儒学。

李弘沉默良久，他万万没想到李玮的儒道相融之策竟然是这么个办法，竟然把自己和长公主推到了最前面。

自己如果和长公主联手，长安的局势就很难说了，门阀世家、官僚士人们会低头吗？小天子能顺利平定南方叛逆，会顺利主掌权柄吗？

“你凭什么认定门阀世家和官僚士人会低头接受儒道相融之策？”

“因为我决定劝说长公主和陛下发动第三次党锢。”李玮笑着说道。

“你说什么？”李弘骇然心惊，“你说什么？你要发动第三次党锢？”

“在屠杀和党锢之间，你选择哪一种？”李玮说道，“大将军，我觉得飞燕兄的话说得对，不能再杀了，再杀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些人的权势太大了，人也太多了，盘根错节，杀不完的，越杀越多。既然堵不住了，那就只好用疏导的办法。”

“这也叫疏导？”李弘气苦，怒声问道。

“大将军，你要知道，长公主和你都决心退出朝堂，而我们的中兴策略又必须长久坚持，这个矛盾如何解决？”李玮平静地说道，“这些人不愿合作，那就让他们滚回老家。凭我们现在选拔人才的办法，朝廷不愁招揽不到贤良之士。其实看看几十年前的两次党锢之祸就知道了，你要是来真的，让这些人退出朝堂，他们还不愿意拍屁股走人，很多人都会选择妥协留下来。有多少士人愿意舍弃荣华富贵？这个办法不但可以让士人分裂，还能让很大一部分愿意为社稷出力的士人，愿意改良儒学的士人们纷纷上位，得到更多更好的机会，继而大家齐心协力，共创新儒学，共建新大汉。”

李弘目瞪口呆地望着李玮，脑中一片空白。

以下不计字数。

《黄帝四经》：从古到今，人们历来认为汉初以道家“黄老”治国，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曾风靡一时，并且认为“黄老之学”在汉初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中起过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尤其是由于道家“黄老”之中的道家黄学一派的代表作《黄帝四经》从汉代之后便失传了，造成了人们对“黄老之学”的种种误解，“黄老之学”也因此而成了千古难解之谜。

人们无从知道“黄老”之中“黄学”一派的真实思想内容，只好牵强附会地以“老”代“黄”了。

但当人们用老子之学或老庄之学来代替“黄老之学”时，很多问题常常难以自圆其说。比如崇尚自然，消极无为，专注于心性修养而一味追求个人精神解脱的“老庄之学”又如何能使汉初凋敝不堪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走向繁荣，并使新生的汉家政权不断得到巩固呢？而且汉初在“黄老之学”指导下所实行的各项政治、经济政策，汉初黄老人物的所作所为也与老庄思想相去甚远。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出土，人们发现了《黄帝四经》：第一篇是《经法》，第二篇是《十六经》，第三篇是《称》，第四篇是《道原》，至此人们才发现了黄老之学不同于老子之学，也不同于老庄之学，也解释了诸多历史疑难问题。

“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张释之是著名的黄老信徒，他作为文帝时的廷尉，在处理所谓的“犯跸案”与“盗高庙玉环案”时，并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马，盗的是“先帝庙器”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张“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也”，认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标淮。汉文帝对于张释之的做法虽然有点不太高兴，但因他也是“本修黄老之言”，深知秉公执法的重要性，因此他还是肯定了张释之对这两个案子的判决，并未因一时之怒而废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乱法。

西汉末期的儒学改良运动：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经学开始一统天下，但在当时的“设科射策”的影响下，儒学本身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成了一种“徒为章句”的烦琐学风。由僵化而进一步神化的儒学到西汉中后期已越来越丧失了其向被统治阶级进行道德教化，以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的价值与功能，甚至还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汉末期，随着农民战争的浪潮愈激而愈高，统治阶级内部一部分人物被现实所冲击而渐趋于清醒，试图寻求解决社会、政治危机方案的同时，也开始了向诸子各家学习以改善儒学的运动。刘向、刘歆、扬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刘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经学外，还致力复兴先秦诸子学，他们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

扬雄也是力推古文经学，同时他认为要使汉代儒学从烦琐不堪、荒诞不经的神学经学中摆脱出来，必须对于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诸子，尤其是道家学说的长处加以吸收，以补充孔孟儒学。另外，扬雄还试图创建新的儒学思想体系。他在批判今文经学、谶纬神学的基础上，竭力主张复兴儒家正统学说，复兴仲尼之道，俨然以孔学的捍卫者自居，但这并不是说扬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学说而不允许有任何变通。实际上在扬雄看来，圣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因此，扬雄认为在继承、发扬先秦儒家正统的同时，还必须有所创新。

两汉之际的道学：严遵的《老子指归》受当时盛行的今文经学的学风影响较深，主要是以“义理”方面阐发《老子》的思想，并夹杂有不少在当时泛滥成灾的“符瑞，灾异”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则主要采用了古文经学的解经方法，着重训说《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较古朴简约，而且基本上不讲符瑞与灾异。但《指归》与《章句》却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无论是《指归》还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祸自保，存神养和，保终性命之道为己任，这既与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与汉初黄老之学迥异，实为两汉之际隐士们在乱世中求生存的心态的一种反映。

名教本于自然。

这是西晋大儒王弼的玄学政治哲学思想。王弼的祖父是王凯，族叔祖父就是王粲。王弼把“以无为本”的本体论和“名教本于自然”的认识论推向社会政治，提出了“政治无为”之论，意思是说，居于最高统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为都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预或阻挠，做到“无为”和“不言”。这里的“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干，“不言”也不是什么都不说，而是不去做那些伤害“自然”的事，不说那些违背“仁义”的话，简言之称作“君道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