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率领唐军，来到高墌城外后，与薛举的西秦大军，呈对峙之势。很快，李世民就发现了薛举一个致命的短板：粮草不济。薛举率领近十万西秦军队，从陇西远道而来，直扑泾州。长途行军，十万大军的粮草补给，自然难以维系。所以，为了解决军队的粮草困境，薛举只能采取以战养战的办法，来弥补粮草上的漏洞。

不要看薛举表面用兵的动静，非常浩大，既在高墌一带大肆劫掠，与唐军对峙；又派遣一支偏师骑兵，袭扰豳州、岐州二地。但是，李世民非常清楚，薛举这样大张旗鼓，就是为了掩盖自己粮草不济的短板。在粮草补给不足的情况下，薛举十分急于速战速决，急切地想要打败唐军。

显然，李世民看穿了薛举的意图。既然薛举想要速战速决，李世民偏不如他所愿。来到高墌后，李世民立即命令唐军将士，在高墌城外深挖壕沟，修筑壁垒工事，构建防御体系，做好与西秦军队打持久战的准备。

李世民的目的很明显，薛举无非就是想在高墌这个地方，与唐军主力决战，进而速战速决。然而，李世民才不会上他的当。薛举想要决战，李世民就偏不与他决战，而是坚壁清野，严防死守。

总结起来，李世民的战术策略，就是一个字：耗！他知道，西秦军中缺乏粮草，只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他们拼消耗，等到西秦军队粮草耗尽，士气低靡之际，唐军大举出击，绝对可以一战而定乾坤！

这是李世民在唐初统一战争中惯用的战法：疲敌之计，并且屡试不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李世民会在战场上，抓住一切稍纵即逝的战机，实行疲敌之计，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等到敌人人困马乏之时，对其实施雷霆一击。

譬如，李世民在攻打洛阳王世充的战役中，就将这种疲敌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在王世充与李世民的数次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后，索性龟缩在洛阳城中，保存实力，不与唐军正面交战。

对于王世充的婴城自守，李世民采取的策略则是，对洛阳城围而不攻，逐步消耗洛阳城中的粮食、士气。最终，王世充在弹尽粮绝的困境下，不得不向河北窦建德求援，相约共同夹击唐军。

如果按照李世民层层推进，不急不躁的疲敌之计，有条不紊地进行下去，打败薛举，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然而，计划没有变化快。李世民精心制定的疲敌之计，却在第一次与薛举的交锋中，意外落败。这样的结果便是，唐朝第一次与西秦薛氏的较量，以失败告终，不得不发起第二次抗击西秦的军事行动。

按照常理，李世民的疲敌之计，布置周密，不应该出现纰漏才是。事实上，这次的失败，责任并不在李世民。本来，疲敌之计，如果按部就班地实施，将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典战役。问题是，下面的将领，并没有真正领会李世民的意图，将一副好牌打得稀巴烂。以至于，断送了这条军事妙计。

怎么回事呢？原来，在李唐、西秦两军对峙，决战开始之前的关键时刻，唐军内部却发生了一个始料未及的突发事件。身为唐军西讨元帅的秦王李世民，突然病倒了。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李世民率领唐军，刚刚开拔至高墌不久，突感身体不适，竟然一病不起。经过诊断，李世民染上了严重的疟疾。

作为唐军主帅，在此关键时刻，李世民突然身患疟疾，这对于唐军将士而言，无疑会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李世民患病，肯定无法再指挥作战。于是，李世民将军中事务，以及军事指挥权，部交给了唐军的副统帅：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在李世民养病期间，由刘文静、殷开山负责指挥唐军。

但是，李世民也不是完就能放心养病。他担心，自己这一病，先前制定的疲敌之计，无法得到很好的贯彻。万一刘文静、殷开山等将帅，不遵军令，擅自出击，那么，自己所精心制定的疲敌之计，也将前功尽弃。所以，李世民在养病之前，对刘文静、殷开山等人千叮咛万嘱咐，告诫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举粮少兵疲，悬军深入，意在决战，不利持久，即欲挑战，慎无与决。待吾差，当为君取之。(《旧唐书·刘文静传》)

李世民早就看出了薛举的短板，西秦军队粮草不足，士卒疲敝。只要唐军将士保持足够的耐心，奉行坚壁清野，稳扎稳打的疲敌之计，消耗西秦军队的有生力量，打败薛举也就指日可待。

然而，在李世民走后，刘文静等人却将李世民的忠告，抛在脑后。刘文静是唐王朝的开国元勋，同时也是李世民秦王集团的重要谋士。他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在军事上得力的助手。

当初，李渊决定在太原起兵，为了稳住突厥，特意派遣刘文静出使突厥。刘文静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成功说服了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当即委派大将康鞘利，率领两千突厥铁骑，帮助李渊攻打关中，同时又献上了一千匹良马。刘文静出色地完成了联络突厥的任务，不仅解决了李渊起兵的后顾之忧，而且又为李渊起兵争取到了一个强大的盟友。

之后，刘文静一路跟随李渊起兵，从太原一直挺进关中。在这个过程中，刘文静屡建军功。尤其，在对付镇守河东郡的隋将屈突通时，刘文静巧施妙计，袭破屈突通，保证了李渊可以顺利向关中进军，平定了新安以西大片地区，迫使屈突通归降李渊。李渊占据长安后，论功行赏，刘文静升任大丞相府司马，进授光禄大夫，封鲁国公。

武德元年(618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拜裴寂为尚书右仆射，刘文静为纳言，同时位列宰相。作为太原元谋的重要功臣，刘文静与秦王李世民、裴寂一起获得一项“特恕二死”的特权，可见，刘文静当时在朝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并且，刘文静还是李世民的心腹谋士。

按照常理，刘文静也是为唐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开国元勋，并不是纸上谈兵的务虚之辈。更何况，此次李世民率军迎击西秦，刘文静正好是李世民的元帅长史，相当于唐军的副统帅。而且，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刘文静一直和李世民心有灵犀。所以，刘文静没有理由质疑李世民的决策，犯下兵家大忌。

起初，刘文静还是严格遵从李世民的叮嘱，坚守不出，与薛举进行拉锯战。可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刘文静架不住手下将领的怂恿。在这些将领的怂恿下，刘文静脑子一热，竟然犯了和李密一样的错误：轻敌冒进，仓促出击。正是由于刘文静的意气用事，才导致了唐军在与西秦的第一次对垒中，意外落败。

那么，究竟是谁怂恿刘文静呢？司马殷开山。李世民在养病之前，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刘文静、殷开山二人，告诫二人，万不可轻易出击。刘文静自然是领会了秦王的意图，可是，殷开山就不一样了，他没有李世民的战略眼光，一心只想建功立业，求战心切。说到底，殷开山就是一介武夫。

在殷开山看来，秦王过于谨慎了，真要打起来，唐军未必会败给薛举。基于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殷开山开始不断鼓动刘文静，主动出击，攻打薛举所部；如果打败了薛举，那将是大唐建国之后，第一份骄人的战功：

王体不安，虑公不济，故发此言。宜因机破贼，何乃以勍敌遗王也！(《旧唐书·殷峤传》)

殷开山的意见是，现在能够打败的敌人，何必要留给秦王去解决呢？那么，刘文静听完殷开山的话，是什么反应呢？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估计刘文静还记着李世民的嘱托，没有答应。

过了不久，殷开山又来劝说刘文静，出兵进攻薛举：“王不豫，恐贼轻我，请耀武以威之。”然而，殷开山这一次的劝说，刘文静的态度，却与上一次截然相反，他也开始犯起了糊涂。

虽然，刘文静一心求稳，但是架不住殷开山反复挑唆。与此同时，刘文静也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性格缺陷。此人虽有才华，却过于自负骄矜，利令智昏。经过殷开山的挑唆，刘文静也觉得李世民的战术过于保守，畏首畏尾。最后，刘文静耳根一软，头脑一热，竟然将李世民的嘱咐，忘到了九霄云外。

于是，刘文静、殷开山违背李世民的军令，擅自率领唐军主力，出营向薛举准备发起进攻。刘文静、殷开山二人，将唐军主力开到西秦军附近，陈兵于高墌西南，打算在此处，与薛举决一死战。

既然要与薛举决战，就要有一个周密、稳妥的作战计划。可是，刘文静和殷开山，又犯了一个致命的兵家大忌：轻敌。刘文静、殷开山自恃兵多将广，根本没把薛举放在眼里，因此，整个部队几乎没有设防。

原本，刘文静、殷开山不遵军令，擅自出击，就已经犯了冒进的军事失误。如今，整个部队不设防，更是错上加错。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将唐军的侧翼、背后，完暴露在了西秦铁骑的攻势下。如果西秦军队发起突然袭击，唐军防线必定会线崩溃。久经战阵的刘文静、殷开山，居然犯了这样的低级错误。

这不正是当初李密犯下的失误吗？武德元年(618年)十月，洛阳北邙山决战，李密自大轻敌，在与王世充的决战中，沿途不设壁垒。最终，让王世充钻了空子，发起突然袭击，李密的十万瓦岗军，一败涂地。而今，刘文静、殷开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事实证明，刘文静、殷开山必将因为他们的失误，付出惨重的代价。

唐军主力倾巢而出，陈兵高墌西南，正中薛举下怀。先前，李世民制定了坚壁清野的疲敌之计，让薛举甚为苦恼。本来自己的粮草就不多，经不起唐军这样的消耗。可是现在，唐军竟然主动出击，而且，部队还处于不设防的状态。薛举急于速战，认为这正是大破唐军的绝好时机。

因此，薛举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打唐军一个措手不及。看到唐军疏于防范，薛举趁此机会，抓住唐军防线中这一漏洞，派遣一支精兵，迂回到唐军背后。薛举的意图是，从背后对唐军发起袭击，掩其退路。

此时，在后方养病的秦王李世民，得知刘文静、殷开山擅自率领主力离营，震惊不已，根据《旧唐书·薛举传》的记载，“太宗闻之，知其必败，遽与书责之”。病中的李世民，料定此战，唐军必败无疑。

震惊之余，李世民立刻亲自写了一道手令，派人送给刘文静、殷开山，无论如何也要阻止他们，让他们把军队撤回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李世民这个时候，也无法左右战局的发展。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九日，李唐、西秦两军，在浅水原展开大战。由于刘文静、殷开山轻敌冒进，唐军仓促出战，防御体系出现重大纰漏；而薛举则诱使唐军出战，派遣精锐，迂回到唐军背后，发起突然袭击。

所以，浅水原一战，唐军遭遇重创，八总管部战败，唐军将士死伤惨重，多达十之五、六。也就是说，将近三万唐军丧命于浅水原。并且，在浅水原之战中，唐军许多开国将领，要么阵亡，要么被俘。比如，八总管之一的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等将领，部被薛举俘虏。

值得一提的是，刘弘基其人。刘弘基是唐王朝的开国名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是最早追随李世民的功勋大将。从晋阳起兵到攻克长安，刘弘基跟随李世民，一路血战，立下了不少战功。李家父子入主关中的最凶险一战，霍邑之战，正是刘弘基亲手斩杀了隋将宋老生。

唐朝建立后，刘弘基因功官拜右骁卫大将军，位列八总管之一。从此，刘弘基便成为了秦王李世民麾下的主要战将。这一次抗击薛举，刘弘基作为八总管之一，自然也跟随李世民上了战场。

当时，西秦的精锐部队，从唐军背后、侧翼发起了突然袭击，唐军线崩溃，八总管兵马皆败。在军惨败的境况下，唯有刘弘基本部人马，奋力苦战，与西秦军队展开殊死血战，打到如火如荼时，刘弘基所部的箭矢都用光了。最终，刘弘基寡不敌众，不幸战败，被西秦军俘虏。

唐高祖李渊非常欣赏刘弘基的力战不屈，因此，对待他的家人十分优待，赏赐了许多粮食、财帛。后来，李世民第二次率军击败薛仁杲，讨平西秦，刘弘基才得以回归唐朝，官复原职。

唐军在浅水原惨败，四万军队，折损了近三万人，死伤过半。消息很快传到了后方，李世民认为此役已无法挽回局面，唐军新败，军力受损，且士气大大受挫，为今之计，只有及时撤军，才能保存实力。于是，李世民当机立断，收拢剩余的一万唐军兵马，引兵撤退，从高墌返回长安。

客观来讲，唐军兵败浅水原之战，刘文静、殷开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不是他们轻敌冒进；如果不是他们轻视薛举西秦军队的实力，使得整个部队处于不设防的状态，唐军焉能战败。

对于此次兵败，李世民也非常不满。在他看来，刘文静一直是自己的铁杆谋士，是秦王集团的重要胆魄，怎么会犯这样的低级错误？刘文静枉顾自己的叮嘱，擅自出击，导致唐军大败，让那么多的唐军将士，白白付出了无谓的牺牲。与此同时，也让李唐王朝的西北边防，陷入被动局面。

与李世民一样，对于此次浅水原之败，唐高祖李渊也是非常生气。本来可以不是这样的结局，如果按照李世民的方略，稳扎稳打，步步推进，一定能够打败薛举。然而，刘文静、殷开山却打乱了这一切的部署，致使三万唐军丧命于浅水原，唐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险境之中。

当李世民率领剩余一万唐军，撤回长安后，唐高祖李渊对于此次浅水原之战中作战不力的人员，进行了严惩，刘文静、殷开山被削职除名。唐高祖念及刘文静、殷开山在晋阳起兵中的功劳，并没有追究他们二人的死罪，只是将他们削职除名，以示惩戒。

不久之后，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李世民第二次率领唐军西进，攻打西秦，刘文静、殷开山再次跟随李世民讨伐西秦。李世民第二次西征，一举打垮了薛仁杲政权，荡平西秦，攻下金城。平定西秦后，刘文静、殷开山因功恢复了爵位和封邑。同时，刘文静还被拜为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浅水原惨败，李世民率领唐军东撤，返回长安。唐军撤回长安之后，薛举乘胜占领了高墌。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西秦军队占领高墌后，薛举做了一件令人发指，且被后世口诛笔伐的暴举：

世民引兵还长安，举遂拔高墌，收唐兵死者为京观；文静等皆坐除名。

占领高墌后，薛举在高墌城中修筑了一座“京观”，以彰显自己打败唐军的功绩。不过，令人感到揪心的是，这座“京观”，都是用在浅水原阵亡唐军将士的尸骨、头颅所筑成的。很明显，薛举这是赤裸裸地在向唐朝挑衅。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由于秦王李世民患病，刘文静、殷开山擅自违背军令，轻敌冒进，最终，唐军兵败浅水原。因为兵败浅水原，李唐王朝在与西秦的第一次较量中，以失败告终。关于这次浅水原之败，两《唐书》、《资治通鉴》均有记载：

武德元年七月，薛举寇泾州，太宗率众讨之，不利而旋。(《旧唐书·太宗本纪》)

薛举寇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进位雍州牧。七月，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新唐书·太宗本纪》)

薛举进逼高墌，游兵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沟高垒不与战。会世民得疟疾，委军事于长史、纳言刘文静、司马殷开山，且戒之曰：“薛举悬军深入，食少兵疲，若来挑战，慎勿应也。俟吾疾愈，为君等破之。”开山退，谓文静曰：“王虑公不能办，胡有此言耳。且贼闻王有疾，必轻我，宜曜武以威之。”乃陈于高墌西南，恃众而不设备。举潜师掩其后，壬子，战于浅水原，八总管皆败，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将军慕容罗睺、李安远、刘弘基皆没。(《资治通鉴》)

说到这里，大家不免会产生疑问。浅水原之战的惨败，难道仅仅是刘文静、殷开山擅自违背军令，轻敌冒进所致吗？身为主帅的李世民，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当然不是。虽然主要责任不在李世民，但是，对于浅水原之败，他也应该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不能说完没有责任。

李世民在患病之时，就应该想到，自己的疲敌之计，可能会出现偏差。李世民在浅水原之战中，最大的失误，便是：选将不当。李世民的疲敌之计，总结起来，就是坚壁清野，步步为营。可是，这种战术，必然会使得唐军军中一些急于建功的将领，躁动不安。所以，李世民患病后，这种躁动越发明显。

所以，为了能够很好地贯彻自己的疲敌之计，李世民应该在患病期间，选派稳妥的将领，掌管军务。然而，李世民却将军事指挥权交给了刘文静、殷开山。这二人皆是唐军中急于求战的典型代表。刘文静、殷开山一旦接掌军务，必定会违背李世民制定的疲敌之计，擅自出击，轻敌冒进。

事实也确实如此。正是由于刘文静、殷开山的轻敌冒进，最终导致了唐军在浅水原之战中的惨败，唐王朝在与西秦的第一次交锋中，意外落败。所以，李世民在浅水原之战中，最大的失误，便是选将不当。因此，浅水原之战的惨败，虽然李世民不是主要责任，但是，他也负有一定的间接责任。

总之，武德元年(618年)七月，在第一次“浅水原之战”中，唐军主力折戟浅水原，三万唐军将士埋骨沙场，高墌失陷，西北战线岌岌可危。因为浅水原之败，新生的唐王朝，遭到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滑铁卢”。

自从唐军兵败浅水原，李世民率领剩余唐军，返回长安之后，唐王朝此时的边境局势，已经是万分凶险了。首先，浅水原之战后，薛举率军占领了高墌，西秦大军的兵锋，直指李唐军事重镇——泾州。泾州是通往长安的重要关隘，如果西秦军队一鼓作气，突破泾州，到时候，滚滚铁骑便能杀到长安城下，李唐亡国在即。

其次，唐军经历浅水原惨败，军力折损，士气低落。薛举若是这时挥师东进，攻打关中，唐军必定是兵无斗志，无法抵抗。所以，李唐王朝在这个时候，真的是到了山穷水尽，生死一线的地步了！

然而，幸运之神总是眷顾李唐王朝。从李渊父子晋阳起兵，到最后攻克长安，建立大唐王朝，他们与幸运二字，便有着不解之缘。同样，这一次也不例外。当唐王朝面临生死一线的时候，历史再一次将难得的运气，给了这个新生王朝。

浅水原之战，唐军大败，这对于薛举而言，无疑是一个天赐良机。唐军新败浅水原，士气低落，军心不稳，关中防御一定非常空虚。薛举完可以趁此机会，挟浅水原之战的胜利之势，直取关中，攻下长安，亦不在话下。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样大好形势摆在面前，薛举居然错过了。面对唾手可得的长安城，西秦军队竟然停下了进攻的脚步，并未向关中继续进军。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西秦国内出事了。正是西秦国内出现的变故，才使得唐王朝暂时度过了这次国家危机，得以重振旗鼓，休养元气。

武德元年(618年)七月，浅水原之战，唐王朝遭遇了重大的军事挫折。由于浅水原之战的惨败，唐朝门户大开，西秦军队随时可能东进关中。李唐王朝的西北防线，开始变得更加岌岌可危。

可是，所谓“否极泰来”，仅仅过了五个月，李唐王朝的西北战事，便发生了惊天的逆转。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秦王李世民第二次率军，讨伐西秦。此次，李唐、西秦再次在浅水原狭路相逢。

然而，这一次的结果，却与上一次大不相同。这一次的浅水原之战，李世民率领唐军精锐，不仅歼十万西秦主力，生擒西秦皇帝薛仁杲；更是一举荡平西秦政权，将陇西地区并入大唐版图，啃下了西北最硬的一块骨头。

那么，在第二次“浅水原之战”中，李世民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率领唐军将士，一雪前耻，打败曾经不可一世的西秦军队，将陇西之地纳入大唐版图，进而实现大唐王朝统一西北的战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