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果抛开成见来看，如今的大宋内部形势，跟大清晚期是最像的。

新的技术已经出现在农业经济巅峰，新思潮出现在国内。

南洋跟泰西与中原交流极为密切。

国家打开海关，以关税、商税为主要征收对象，但农业税依旧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认识到工业的强大意义，举全社会之力进行开拓。

当然外交形势上，双方则截然相反。

而两个朝廷最像的一点，则是中央朝廷能够征收到海量的赋税。

大明巅峰时期，疆域要比如今大宋的某些区域还更加广阔。

比如他的奴儿干都司一直划到了了几乎北极区。这个是众所周知的。

但他还有很多不太显赫的地区，也影响深远。

比如他的三宣六慰，三宣指南甸宣抚司、干崖宣抚司、陇川宣抚司，六慰是车里宣慰司、缅甸宣慰司、木邦宣慰司、八百大甸宣慰司、孟养宣慰司、老挝宣慰司。

基本上把整个南方半岛全部管控了，比大宋如今的管控程度还要深。

大宋如今也才刚刚设立到旧港宣慰司，正在逐步掌控南洋的贸易航线和丝绸之路。

但大明与大宋最大不同的一点就在于，他的中央政府一直收不到强力赋税。

所以这些地方根本没法得到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撑，一旦有事，或者财政不足，他自己就收缩势力了，根本没能力哪怕像清朝一样组织大规模战争，收回西域。

说到底，对内战争还好说，可以依靠士绅统治，但对外战争必须要有强力的财政支撑。

没钱就别想扩张、征服。

而如今的大宋，恰好中央财政十分充裕，国库累积的粮食、辎重、金银、绢丝和各种财富，足够国家至少三十年之用。

有这么雄厚的财政支撑，大宋的军队才能越过葱岭，一路向西打到君士坦丁堡，才能有源源不断地奴隶进账。

在这形势下，各国怕中原怕的心惊胆战。

因为所有小国都确定地清楚一件事，如果他们拂逆了圣朝，圣朝是真的有能力派遣十几万地天兵天将，义武奋扬，吊民伐罪。

面对这种情况，战争根本就是一个令人绝望地选项。

先不说打不打得赢，就算打赢了第一波，天子震怒，源源不断地天兵开赴过来，打赢十万，再来二十万，打赢二十万再来三十万。

就算屡战屡胜，三场大规模战事后，一个曾经繁华富裕地国家也变成了一片焦土。贵族、官员自己就受不了了，发起政变把国王脑袋砍下来送给圣朝，以获取圣朝支持，自己登基为王。

赵桓这个皇帝是坚定的财富狂信者，不信任何虚的。

他的思考方式基本上是定式的，对杨员外说道：「你这几个小妾在家中是有什么差事吗？我看可以种几亩桑，纺织几匹布，也不失为一个理财之路。」

赵桓不觉得让小妾干活有什么不妥的。

毕竟连他的皇后，每年还会带人在皇宫里养蚕缫丝。东京之战的时候，皇室所有的女卷都在皇后带领下参与缝制戎装。

这是中原勤劳朴素的美德。

像诸葛丞相，这种为官清廉的千古名士，去世时的家财也是治家产桑田两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