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就像，骄矜、**的士大夫中也有范仲淹这种忧国忧民，德才兼备的人杰。

高傲的财团中也不缺才干斐然的个人。

运用金融杠杆，获得更高的收益，李丰年在个人能力发挥方面，无疑是做的十分出色。

而且这对三司而言也是一件好事。

要知道三司不仅仅负责收税，也负责铸币。

借给朱旗银行的这一亿贯钱，可不是出自从民间征收的那四亿贯钱，那四亿贯每一分都投入到了国家财政当中。

这一亿贯钱必然是三司印刷的新币，直接借给了朱旗银行，从而获得朱旗银行抵押的白银、黄金储备。

等于是国家根据增长的白银、黄金储备，增印货币，投资一亿贯钱活跃经济。

既增加了国家财政，又促进了民间工商业的发展。

银行与三司的这次合作可谓双赢，银行获得了更大利润，三司也快速掌握了民间的财富数量，加印对应的货币。

前后仅是借贷就借出去六亿贯钱，大宋民间的经济活跃与财富总量可以借此有个大概的推算。

据三司介绍，在靖康之前，皇右治平年间，大宋税收中，两税占百分之五十六，也就是国家正税约占一半。剩下的工商、专营等非农业税、人头税占了一半。

但这是仁宗时期的数据，经过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到如今这么多年的发展，商税比例肯定大幅提升。

赵桓放下账簿，对这些围在周围的银行高层吩咐道“国家已经在筹备商税征收，民间工商业繁华情况，将决定我朝税收规模。而商税是否能占比达到五成，六成甚至七成，就看你们这些人究竟如何扶持工商，活跃经济了！”

所有人立即躬身行礼，燕颖说道“我等一定殚精竭虑，认真对待每一个借贷的商人、工坊主与手工业者。”

“把账簿收了吧，卿等其勉之。朕不希望国家鼓励工商这么多年，最后工商税占比不升反降。”

不升反降，并不是赵桓的杞人忧天。

而是摆在面前的现实。

有点黑色幽默的趣味。靖康以来，国家全力鼓励工商，工商税占比反而可能比以往更低。

最后审视财政，发现大宋居然比往年更像一个以农业税为主的农耕帝国。

因为以往国家两税，征收上来的税赋也就几千万贯。工商税占比能与其对半。

可是国家推行了新的计亩征银法桉，一条鞭法收税，正税从几千万贯一跃骤升到了四亿贯。

如果工商税还保持在几千万贯的规模，那在税赋中占比降低将不可避免。

农业在大宋帝国中如此重要，赵桓不得不格外关注，看向所有人“当初国家设青苗法，就是要缓解百姓春种之时，种粮不足的困境。高利贷商人、地主、寺庙也将贪婪的目光盯在贫苦百姓身上。”

“朕设银行，就是要一改积弊，真正缓解百姓困境。使四野那些蝇营狗苟的所有人，不要把一道道目光都时时刻刻聚集在最底层的贫民身上。”

“借贷给百姓的青苗钱情况如何？对高利贷是否所有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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