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说法得到了赞同。

其中皇帝还补充说，不但要计算出兵的钱，还要把收复州郡后，驻防几何的成本也算入进去，不要到时产生“兵多徒费粮，兵少不足守”的尴尬局面——只要能预算出大差不差的数额来，到时三司各出多少，朕再自内库里增补多少，朕心里就有底了。

就这样，皇帝把制《河陇出军会计簿》的任务托付给贾耽，让他随即到朝中和陆贽对接。

而整个朔方在战后的官吏、百姓、羌屯等事宜，则由杜黄裳接过高岳宣慰处置使的职务，留在米脂城塞专心处理。

然后，皇帝单独引高岳、普王二位入契吴山下的帐幕当中。

“陛下，自古以来财用，不过开源、节流两途，制出军会计簿可以说是节流，而臣再请为陛下试言开源一事。”这下高岳便趁机进言。

“如果高三你对朕说的是卖告身的事，这只能卖一次而已，也纯属饮鸩止渴的无奈之策。”

“非也，而今朝廷再艰难，也艰难不过燕贼反乱（安史之乱）时，那时朝廷为募集军用，可谓竭尽思虑。就拿盐法来说，最初是颜鲁公革新盐政，然后第五锜至江淮榷收盐利，每年可得钱四十万贯，再用刘晏，盐法大为精专，每年可得钱六百万贯，军伍丰赡，而百姓不苦。如此可见，只要朝廷能再得一和盐法相似的榷卖，每年增收三百万贯，问题不大。”

“棉布？”皇帝发问。

高岳摇摇头，称棉布绝不能行榷法，其原本就是百姓御寒最物美价廉的选择，如行榷法，价格必然飞腾（就像盐实际不过十文的本钱，榷价却到了一百一十文乃至更高的道理），这是伤害百姓最根本的利益。

“茶、酒？”皇帝又问。

高岳也摇头，他说百姓种茶树也好，私下酿酒也罢，朝廷只要对其适当征税即可，如张滂这样在茶山、酒坊设置榷场，禁私茶私酒，全由官府操控专卖，一面肆意压低茶农、酒工的薪酬，一面又在榷场哄抬茶酒价格，最后便是既让百姓受盘剥，又让商贾无利而裹足不前，贸易不兴，况且“如设榷场，一要军卒看护，二要场院官吏征收、缉私、转输，为了多一文钱的茶酒税利，可能要为此多支出三文乃至四文的本钱（军卒要钱，官吏也要钱，这就是所谓征税成本高于税收所得的困局），长远来看得不偿失，也会让百姓铤而走险，走私茶酒。”

这样皇帝如梦初醒，便准备要下诏令让张滂改榷茶、榷酒，为税茶和税酒，不过“那到底是何物，足可和盐相似，由官府用榷法专卖的？”

“此物便是蔗糖。”高岳如此回答。

理由很简单，蔗糖的种植制造，绝不是普通人户能组织起来的，让官府来承办再合适不过，这便尽量避免官府和升斗小民争利；

再者，蔗糖的成本大大超过了盐本，但定价也能大大超越盐，依旧是个大有利可图的行当；

最后，蔗糖为甜，盐为咸，都是每人为满足五味的必需品，既然盐能行榷法，蔗糖当然也可以。

“确实如此。”皇帝也觉得找到了国计开源的好办法，这便是蔗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