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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珠单抗是一种昂贵的,用于治疗成年人中到重度活动性风湿关节炎或者儿童活动性全身型幼年特发性关节炎的生物制剂。
一瓶托珠单抗的价格是元,单独一瓶的剂量是毫升,一瓶里面一共有毫克托珠单抗。
黄金的价格是每克元,平均每毫克元。而托珠单抗的价格则是黄金的四十四倍。而在治疗时,对成年患者的托珠单抗推荐使用剂量是gkg体重。一个体重公斤的成年人,使用托珠单抗最少需要六瓶,一次治疗价格是元——全部自费。
很少有患者愿意承担这么高的治疗费用,一瓶块的丙球蛋白还有好多患者无力承担,更何况一口气七千多块的单抗。
帕斯卡尔博士当然知道这种药物一般患者不太可能考虑,但他敢于提出这个建议也有自己的考虑在内——国家宣布承担所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患者的治疗费用,这个决策无疑是让老帕有胆气提出使用单抗的主要原因。
其实,如果不考虑患者病情恶化甚至死亡速度很快这个事实,在现在的云鹤当医生简直就是每一个从事医疗行业的人的天堂。不用担心治疗费用,患者家属和有关部门全力配合,就连异地执业和护士操作资格之类的事情也全面放开——所有人都只有一个目的,让更多的患者活下去。
如果没有这么多病人,如果没有这么多危重症、时刻徘徊在生死之间的病人就更好了。
“用托珠单抗是吧?”孙立恩和帕斯卡尔博士又确定了一下建议用药,随后他给自己的手机充上电,转头掀开了笔记本电脑开始写报告。
为了缓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所带来的肺部创伤,而超范围使用托珠单抗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孙立恩只是通过对“患者外周血淋巴细胞绝对值减少”这一个线索进行推测,然后才得出的“肺部损伤可能是由于免疫系统吞噬功能下降”的结论。从医学角度看,这个推测非常牵强,同时缺乏证据。
人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仅凭这么牵强的推测当然无法说服有关部门同意使用托珠单抗。但孙立恩还是决定,先写一封建议书交上去试试。
如果能有病理检查报告或者尸检报告,或许孙立恩的这个建议就能更有底气一点。但……现在他确实没有这个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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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了。”张智甫教授缓缓的挂掉了电话,然后把脸埋进双手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
张智甫教授已经在云鹤市传染病院里坚守了三天。自从回到云鹤之后,他甚至没有踏入过自己家的家门。从下飞机之后,张教授就一直在传染病院和省卫健委来回穿梭着。要支援、要物资、要政策;搞汇报、搞科研、搞交流……这三要三搞几乎成了张智甫教授每天的工作核心。
而这么勤奋的工作,却没有换来什么好结果。到目前为止,整个云鹤市传染病院一共临床治愈了四名患者。
六百八十四张床位,从一月上旬就开始接收病人。结果到现在为止已经快过去一个月了,累计治愈的患者只有四人。张教授感觉身上全是重担,这股压力几乎压的他快喘不过气来。
如果说日常工作主要带来的是压力,那刚刚的电话给张智甫带来的就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在云鹤市中心医院内分泌科担任主任,同时还在云鹤大学同德医学院任教授的张夫人,今天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
刚刚给张智甫打电话的,是他妻子的同事。因为和张夫人有密切接触,现在整个中心医院内分泌科的十八名医生全部都要求居家隔离。
“她现在病情还算比较稳定,血氧饱和度之类都还可以。”同事传来的唯一的“好消息”是张夫人目前病情还算轻症,“虽然有肺部影像变化,但是除了发热以外,她还没有什么其他变化。”
张智甫的儿子目前人在沪市工作,临近年关正是放假该回家的时候。但云鹤疫情一起,张智甫和妻子就轮流给儿子打了电话,三令五申让他就地过年,不许回来。
三令五申多少有些用处,儿子一开始还不太理解自己的父母为什么这么紧张,但至少在爹妈的坚持下把机票给退了。
孩子在沪市,人目前挺安全。这让张智甫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但除此之外……张智甫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
他的妻子目前虽然已经确诊,但属于轻症患者。只能在中心医院接受治疗。传染病医院的这些床位是提供给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的——这是底线问题。
更让张智甫揪心的是居家隔离的问题。云鹤市房价也不便宜,每个医生家里都上有老下有小——他们也不可能有一套单独的房子用于个人隔离使用。日常生活中,吃喝拉撒都会增加他们与家人的接触概率,甚至有些家庭原本就住房紧张,一套房子里住着老中青三代八人也不是什么稀罕事。
如果这些医生里,有一人确诊,那就有很大概率整个家庭都被传染。对医疗资源的需求就更大更急迫。
张智甫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抓起电话开始和其他部门沟通。他的要求只有一个,至少要为需要居家隔离的医护工作人员和家属提供单独的隔离房。现在云鹤疫情形势极为紧张,而这些每天都要面对大量发热患者的医生们被感染的概率更大。他们的家人所面临的风险也更大,必须要有单独隔离间,才能尽可能减少家庭内传播风险。
张智甫有一种感觉,风雨飘摇的局面似乎还远没有到能够露出曙光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快增加收治能力,在医院之外、社区之中,堰塞湖的水位只会越来越高。
而当这个堰塞湖彻底崩塌的时候……众多定点医院只会沦为狂暴浪潮中的一叶孤舟,迅速被洪峰吞没。
张智甫很着急,他焦急的询问着各个也许能够帮得上忙的机构。从卫健委一路问道民政局,从民政局再打电话到体委和教委。但各个部门给出的回答依旧让人沮丧——没有上级部门和其他部门协调,任何一个部门都不具备提供独立隔离房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