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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法院后，梁忠信立刻把小田村的情况向陈默雷作了汇报。他还特别提到了村干部的问题，他说，像小田村的田兴平这样的村干部，想要借助他们解决农村的执行难问题，是指望不上的。

陈默雷听了梁忠信的汇报，颇为感慨地说：“看来，是我把事情想简单了。本来，我还以为去蔬菜收购市场蹲点是个不错的办法，怎么也能抓到一半的被执行人。没想到他们脑筋转得这么快，马上就有了对付这招的办法。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

梁忠信唉声叹气地说：“原先只是限高令和黑名单没用，现在倒好，不仅执行公告没用了，就连蹲点都没用了。陈局，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黔驴技穷了？”

陈默雷瞪了梁忠信一眼：“你才是驴呢！我告诉你，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他顿了一下，继续说：“其实，农村执行难的情况我也了解不少，也想过解决的办法。我考虑过发布悬赏公告，这虽然是个办法，而且让申请执行人出悬赏金也不难，但问题是，个人财产情况本身就具有一定的隐秘性，被执行人的财产情况就更不会轻易让别人知道了，而且，农村是典型的熟人社会，都是乡里乡亲的，就算有人知道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恐怕也未必愿意管这个闲事，未必肯向我们提供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

所以，悬赏公告的办法可以用，但不能抱太大的希望，更不能把宝押在这上面。”

“这个我知道。”梁忠信问：“那，还有其他办法吗？”

陈默雷想了想，说：“有倒是有，但比较费工夫，而且还得放得下架子，就是不知道你肯不肯做。”

梁忠信急得直跺脚：“陈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吧。”

陈默雷翻看着手机说：“我也是刚刚在微信上看到的。齐江市的梅城法院把失信被执行人的头像印在展板上，把展板摆在农村集市上进行曝光。我觉得，这个办法可以借鉴一下。我问过梅城法院的执行局长，他说，这个办法还是有些效果的，但也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自动履行的被执行人只有零零星星的五六个。”

他把手机递给梁忠信，接着说：“我把他们展板的电子版要过来了，你看一下。我个人觉得，咱们不妨试一试这个办法，反正也花不了多少钱。另外，除了办展板，咱们可以把被执行人的头像印成传单，在集市上散发。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认清那些老赖的面目，也就可以给老赖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他们但凡要点脸，但凡有点羞耻心，就知道该怎么做。

只是这种去农村赶大集的做法，跟执行干警的形象不太相称，需要拉得下脸面、放得下架子。不知道你们二庭的人有没有这个心理准备呀？”

梁忠信看完手机后，还给陈默雷，说：“事到如今，还管什么脸面和架子呀？我看，就这么干吧，我这就回去准备。”

梁忠信对去农村赶大集的做法抱有不小的希望，他亲自去找了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很配合，立刻联系了广告公司，短短一天时间，广告公司就设计出了展板和传单样式。

2天后，是唐庙镇大田村赶大集的日子。大田村在小田村东邻，两村之间只隔了一座石桥。每逢日子，小田村的人一般都会去大田村集。

根据梁忠信的安排，江立军的执行团队一早就到集市上“摆摊”，没想到刚摆好展板，就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他们有的评头论足，有的一笑了之，有的说在上边找到了自己的亲戚朋友。干警们见这么人围上来，立刻开始散发传单。

江立军正散发传单时，一个中年妇女走了过来，热情地跟他打招呼：“江法官，您还认得我吧，我是王爱香呀，贺清书的小姨。”

因为原先那件金融借款的执行案件，江立军跟王爱香打过交道，自然也就认得她。

王爱香问江立军在发什么东西，江立军递给王爱香一张传单。

王爱香大体看了一眼，竖着大拇指说这个办法好，但她仔细看了一遍，突然又不高兴了：“不对呀，这上面怎么没有苗建春呢？他不也是欠钱不还的老赖吗？你们怎么把他给落下了？”

江立军解释说：“苗建春欠了你的钱不假，但他不是跟你达成了执行和解协议么，这就说明他有还债的意思。像这种情况，是不能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只有等他故意不履行和解协议的时候，传单上才可以印上他的头像。”

王爱香本想把苗建春的头像也印在传单上，听了江立军这番话，只好作罢。但她在临走时一再嘱咐江立军，如果苗建春没有按时还第一笔钱，就要立刻把苗建春的头像印到传单上。

上午10点半左右，苗岭村大集结束了，江立军团队收摊返回法院。

200份传单都发出去了，江立军本来还憧憬着过不了几天就会有执行人扛不住了、主动履行义务，但半路上见到的场景让他的心情一下子失落到了极点：他们散发出去的传单被随意扔在了路边，秋风一吹，几张传单被吹到空中，飘飘摇摇地落到远处的庄稼地里。

回到法院后，江立军把今天上午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梁忠信作了汇报。对于传单被丢弃在路边，梁忠信也有些始料未及，不过，他还是想先坚持几天试试，说不定情况会有好转呢。

但是，事实证明梁忠信有些太过乐观了：执行二庭的人一连赶了10天的大集，结果只有3个小额案件的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了义务，其他被执行人根本就没有露面的。

这天下午，梁忠信把这个情况汇报给陈默雷后。陈默雷有些想不通，为什么费了这么大劲，却是这么个结果？

梁忠信苦笑一声，说：“其实一开始我也想不明白，后来我遇到了一个赶集的大姐，就想明白了。两天前，在石磨村大集上，我发给了那个大姐一张传单，结果她走出去十来米，就把传单随手给扔了。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有人在我们眼前就把传单给扔了，我就跑过去问她为什么这么做。她说，传单上的人她都不认识，跟她也没关系，她最多就是看个热闹，看完了自然就把传单扔了。

我想，被执行人应该也想到了这一层，咱们在集市上摆展板、发传单，但大多数人都不认识他们，也记不住他们，他们自然也就没太当回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也就不足为奇。”

陈默雷叹了一声，说：“你分析的有道理。本来还指望着能用这个办法打个翻身仗呢，可现在看来，怕是没希望了。咱们还是再想别的办法吧。”

梁忠信走后，陈默雷就一直在琢磨解决农村执行难的办法。蹲点行动或者凌晨突击这样的办法实在是太熬人了，他很想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可以让大家少受甚至不受这种罪，可办法在哪儿呢？

快到下班的时候，老家农村的妹妹陈默云打来电话，她说，村里的大喇叭正喊着收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保费，她以前每年都只交最低档的，这两年日子手头宽裕了，想问问改成哪一档的划算。陈默雷心里正烦着，没好气地：“你都这么大人了，不会自己拿主意吗？别什么事都指望着别人替你操心……”

陈默云从小被家里宠坏了，哥哥的脾气大，她的脾气更大，没等陈默雷把话说完，她就把电话给挂了。

陈默雷气的把手机往桌子上一丢，这个不让人省心的妹妹，一个电话把他的思路打断了。他靠在椅背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突然，他脑中灵光一闪：对呀，怎么把农村的大喇叭给忘了？他给梁忠信打电话，要他立刻过来一趟。

接电话的时候，梁忠信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跟着陈默雷干的时间长了，对于陈默雷的命令，他已经习惯了言听计从，想都没想就返回来了。不过，命令归命令，陈默雷的脾气他也学到了。进到局长办公室，他就满腹牢骚地说：“陈局，你干嘛呀？我都快到家了，你非得把我拽回来！”

陈默雷的嘴角带着一丝得意，神神秘秘地说：“我刚刚想到了一个治理乡村老赖的办法，或许可行。”

梁忠信一听，忙问是什么办法。

陈默雷回忆着说：“我小时候一直住在农村，那个时候，村里还没有手机，更没有网络，通讯主要靠村委会的大喇叭，有什么事只要在大喇叭里一喊，村的人都能听见，就算站在村头，也能听得清清楚楚。我早就不在村里住了，都忘了村里还有这东西了。刚才我妹妹打来电话，说村里大喇叭正喊着收保费，我这才想起这东西来。我想，解决农村的执行难问题，咱们不妨也用一用农村的大喇叭，来一场喇叭战。”

梁忠信立刻猜到了陈默雷的意思：“陈局，你是想用大喇叭的广播，给村里那些老赖出出丑吧。”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陈默雷问：“你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梁忠信思付着说：“你别说，这倒是个好方法。农村跟城市的社会环境不同。住在城里的，别说一个小区了，住在同一栋楼里都不一定认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被执行人既不用在意别人认不认识他，也不用在意别人怎么看他。

可农村的环境就不一样了，住在一个村里，乡里乡亲的都认识，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不在意别人的眼光，况且村里还有长耳朵、大舌头，专门喜欢打听和传播这种消息，有了他们的帮忙，被执行人的名声很快就能传遍十里八乡。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被执行人但凡还想要点脸面，就不好意思再赖下去了。”

陈默雷补充说：“除此之外，咱们这么做，村干部也不好拒绝。在农村，就像田兴平那样的村干部还有不少，咱们如果找他们帮忙做村里被执行人的工作，他们肯定是要么碍于情面，要么不愿得罪人，都不想惹这个麻烦。可这回，咱们只是去借用他们的大喇叭，又不用他们出面，他们总不好推脱吧。”

梁忠信点头说：“你说得对，这个办法的确很值得一试。”话刚说完，他突然咦了一声，说：“不对呀，这事明天再说不也一样吗？你干嘛非得现在把我拽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