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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饱喝足躺在床上，陈慕武为自己接下来的讲座题目打起了腹稿。

其实这种相对论的讲座办起来也很简单，如今的国人推崇相对论，并不是推崇其中的科学道理，而是推崇它引领了一场物理学大革命。

和欧美学界对相对论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不同，中囯人很迅速地就接受了这种新理论。

一是因为我国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相对性原理的运动学思想，再加上“以太”这个概念在近代国内的思想史上，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

二是因为就在1919年爱丁顿在西非的普林西比岛上观测日食的时候，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日食观测结果传回伦敦，《泰晤士报》报道时采用的标题是《科学革命，关于宇宙的新理论，牛顿思想被推翻！》。

这篇报道又漂洋过海地来到九州大地，相对论这个打破了统治物理学界几百年的牛顿经典力学绝对时空观的重要理论，很快就成为了破旧立新的一个典型，成为了“赛先生”的一面旗帜，在学界上空冉冉升起。

1920年罗素访华，在邶大讲学了一年，期间曾大力称赞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进一步为国内的这次相对论热潮推波助澜。

一时间，懂物理的人也好，不懂物理的人也罢，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无不赞扬这個名叫相对论的新鲜玩意儿。

就连和物理学八竿子打不着的大诗人徐志摩，都动笔写了一篇题为《安斯坦相对主义，物理界大革命》的文章，借着科普的由头夹带了大量的私货，发表在了1921年4月的《改造》杂志上。

文章内容的正确与否，陈慕武不便多说。

——这又有什么可多说的！明明是一种物理学上的理论，可这位老兄在题目中，却偏偏给相对论冠上了一个哲学意味浓厚的名词“主义”。

你说他错吧，但物理学确实也算是自然哲学不假；你说他对吧，但却总觉得听上去很别扭得慌。

文化界的这些种种表现足以说明，相对论当时在国内的知识分子之中究竟有多么火。

陈慕武觉得，这几场讲座，面向的应该大多数都是徐志摩这种附庸风雅叶公好龙之辈，讲讲浅显的知识还可以，但高深一点就会让人昏昏欲睡。

就比如，他可以讲讲狭义相对论里的“爱因斯坦火车”，但绝不可以讲广义相对论里的“爱因斯坦电梯”，他们听不懂！

既然已经确定了这样的讲座方针，陈慕武接下来的选题就轻松了不少。

最终他敲定了五个题目，相对论与空间，相对论与时间，光，宇宙和时间旅行。

至于如何把这几个题目讲的津津有味，陈慕武也不是没办法，后世大卖的两本科普书《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还有五六十年才能面世，再加上那些寓教于乐的《费恩曼物理学讲义》和《新概念物理学教程》，自己从中稍微信手拈来一些，不就成为他陈慕武“原创”的了吗？

当然，还要注意千万不要超纲剧透，不能引用一些眼下还没产生的理论和假说。

第二天醒来，陈慕武又去了一趟邶大，把写着五个题目的纸条交给了胡适。

讲座在即，邶大方面也要在报纸上打打广告，这样才能招揽到更多的听众。